高昌火祆教遗迹考 -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吐鲁番位于新疆东部天山南麓，汉代称“车师前王国”，十六国至唐代称“高昌”。唐开成五年（840年），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从蒙古草原西迁中亚，其中一支在高昌建立回鹘王国。在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前，丝绸之路一直是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主要路线，而吐鲁番地处古代东西交通孔道。不仅是多民族聚居地，而且有许多来自西亚、中亚的外国侨民在当地定居。东西方不同宗教文化在此交织荟萃，除印度佛教外，还流行西亚火祆教（Zoroastrianism”琐罗亚斯德教”）。据《魏书·西域传》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高昌民间信仰的“天神”属于什么宗教，长期以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吐鲁番出土文书进一步披露，高昌人崇祀的“天神”包括“风伯”、“胡天”、“丁谷天”和“大坞阿摩”等神祇。1977年，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首先提出吐鲁番文书所谓“丁谷天”、“胡天”，皆指火祆教祠寺而言①。此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王素先生对这批史料做了通盘解说，他把麹氏高昌王国时代（502～640年）文书提到的“丁谷天”、“胡天”、“诸天”、“天”，考订为祆神或火祆教祭祀场所。此外，他还指出《高昌永平二年（550年）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提到的“萨薄”，指高昌国专门管理和监督火祆教的官吏②。然而，中山大学林悟殊教授对此深表怀疑，由于吐鲁番没有发现室祆教经典或寺庙遗迹，所以他认为正史所说高昌国“俗事天神”，指的是一种地方宗教信仰，与西亚火祆教风马牛不相及③。不久，武汉大学的陈国灿教授又提出新说，认为高昌国“俗事天神”，应是当地普遍存在的一种崇信道教天帝神的习俗④。
    关于古代高昌是否流行火祆教，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坚信吐鲁番文书所记“天神”、“天”、“胡天”必指祆神或祆祠无疑。他还认为高昌之萨薄是伊兰胡户聚居点上一种政教合一的蕃客大首领；高昌之天神，指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而吐鲁番供祀文书中的“大坞阿摩”，则源于粟特语Adbag（大神），相当于波斯火祆教主神Ahura Mazda（阿胡拉·马兹达）⑤。据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法兰西学院张广达教授对吐鲁番文书中的祆教史料作了进一步阐述，首次指出高昌流行火祆教习俗——犬神崇拜，并讨论了三神一组祆教图像在高昌地区存在的可能性⑥。
    尽管有众多学者参与讨论，但是学界对高昌火祆教的研究目前仍局限在文献学领域。尽管文献言之凿凿，由于缺乏考古学证据，许多问题无法最后定论。令人振奋的是，我们最近终于找到一些线索，可以说明高昌火祆教寺庙遗迹其实早就发现，只是一直没有被人们所认识。草成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　高昌丁谷寺火祆教徒纳骨器的发现
    据敦煌吐鲁番文书，高昌城及附近乡镇分布有火祆教寺庙，其中一座名叫“丁谷寺”。高昌城郊阿斯塔那151号墓出土了一件《高昌作头张庆佑等偷（输）丁谷寺物平钱账》，内容是高昌人张庆佑为某寺院购买羊或羊肉等物的账单。这件文书写于高昌重光元年（620年）以前，文书第六行提到这所寺庙的全名“丁谷寺”。阿斯塔那377号墓出土唐代文书《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第73行提到“□（壹）文，贾肉”等字样。因此，中山大学姚崇新先生认为这两件文书应是高昌丁谷寺僧买羊肉等物的清单，但是他把丁谷寺释为小乘教佛寺则不一定正确⑦。佛门戒律之一是不杀伐，而且和尚吃素不吃肉，高昌国丁谷寺想必不是佛寺。正如王素、王欣两先生指出的，丁谷寺供奉的正是高昌火祆教神祇——丁谷天，丁谷寺僧人买羊是为典祭祆神。据吐鲁番文书记载，“高昌丁谷天的血祀一年只有四次，按季进行……每次血祀仅用羊一口”⑧。唐宋时代，中国火祆教寺庙流行杀羊血祭之俗。据《宋史·礼志五》，河南开封“诸神祠、天齐、五龙用中祠，祆祠、城隍用羊一，八笾，八豆”⑨。高昌国丁谷寺僧人买羊或羊肉的目的，显然和宋代开封祆神庙一样，用来典祭寺内火祆教神祇。
    关于丁谷寺的位置，法藏敦煌唐写本《西州图经》(P.2009)记载：“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右在柳中县（今鄯善县鲁克沁）界，至北山廿五里丁谷中，西去州（高昌古城）廿里。”法藏敦煌五代写本《钢和泰藏卷》于阗语第二部分也提到“丁谷”，于阗语作ttiyāk

。法国突厥学家哈米顿(James Hamilton)根据英国藏学家托马斯(F.W.Thomas)的考证，认为丁谷就是新疆鄯善县的吐峪沟，当地维吾尔族乡民称作Toyuq⑩。这里是吐鲁番著名佛教石窟——吐峪沟千佛洞所在地，也即《西图经》所谓“丁谷窟”。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教”，那么吐峪沟还应该有火祆教神庙。尽管目前吐峪沟尚未发现火祆教神庙，但是1981年吐鲁番文管所在吐峪沟发现一个火祆教徒的墓地，长60、宽20米，在吐峪沟乡之南大约2公里处，今称“吐峪沟玛扎墓地”。
    吐鲁番历史上各族居民采用的墓葬形式可谓五花八门，但是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墓地采用的陶棺二次迁葬的习俗。据统计，墓地内一共有15座墓，从目前发掘的2座墓看，墓葬形制采用偏洞室形式，墓门用土块封闭。每座墓内埋二个陶棺：一个呈长方形，长72、宽30、高28厘米；另一个呈圆桶形，长66、直径30厘米。两棺各放一副二次迁葬的屈肢人骨架，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只发现一片棉布碎片，大概用来包裹尸骨。从陶棺上的附加堆纹看，这2座墓的年代约在唐代（618～907年）。据当地老乡介绍，这个墓地以前还发现过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大型灰陶棺，棺内人骨采用仰身直肢葬。发掘者最后推测这2座陶棺葬墓可能是两个佛教僧人之墓(11)。然而，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影山悦子博士不同意这个结论，她认为吐峪沟玛扎墓地出土的2具陶棺以及新疆吉木萨尔县出土的1具帐篷式陶棺，实际上是火祆教徒的葬具——纳骨器。后者长62.5、宽45、高44厘米，器盖上有人头塑像（保护神），器内盛有人骨架(12)。
    火祆教徒以纳骨器为葬具，西方学者称Ossuary（盛骨瓮）。火祆教徒死后，陈尸野外，让狗或鸟啄食皮肉，剩下骨骼放在纳骨器内下葬（图一）。
    俄罗斯波尔姆地区的巴尔提姆(Bartym)遗址发现过一件公元7世纪的粟特银盘，现藏莫斯科国立历史博物馆。这个银盘浮雕图案上两只神犬驮着一个纳骨器，生动反映了火祆教徒的葬俗(13)，吐峪沟装有人骨架的陶棺葬与之相仿，正是高昌丁谷寺火祆教僧人的葬具（图二）。
    2001年，我陪同俄国著名中亚考古学家马尔沙克(Boris I.Marshak)先生考察了收藏在吐鲁番博物馆的吐峪沟陶棺，比一般佛教舍利盒略大一些，长约60～70厘米，正好可以放入人的大腿骨。经马尔沙克鉴定，这两个陶棺必为火祆教葬具——纳骨器无疑。

图一　公元7世纪粟特银盘上纳骨器图案

    图二　高昌丁谷寺僧人纳骨器
    二　唐代伊州、西州火祆教神庙之塑画
    吐鲁番以东是哈密盆地，汉魏时代称“伊吾”，唐代称“伊州”。据英藏敦煌唐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S.0367)记载，伊州之北为“时罗漫山（原注：与柔远县分管）。……火祆庙中有素书（“画”之误）形象无数。有祆主翟盘陀者，高昌未破以前，盘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刀夹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征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故知唐代伊州流行火祆教，并建有祆神庙。
    然而，伊州祆神庙的“素书”是什么，文献吾焉不详。1969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因为繁体汉字“书”（繁体作‘書”）与“画”（繁体作“書”）字形相近，极易抄错，所以他认为“素书”或与“素画”形近而误。在汉文古籍中，“素画”又与“塑画”通假(14)。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记载：“故西方诸寺，每于门屋处，或在食厨边素画母形，抱一儿子于其膝下，或五或三，以表其像。”王邦维校注：“塑，郭本、石本、金本、丽本、大本作‘素’”(15)。据此，神田喜一郎又进一步提出《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所说“素书”实乃“塑画”之讹，指彩色泥塑而言。
    在古代东方美术史词汇中，没有和西方美术史Clay Sculpture（泥塑）相同的词，唐宋文人用“塑”或“塑画”来表示雕塑或泥塑。宋人苏轼描述唐代艺术大师杨惠之创作的维摩诘塑像说：“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槐如枯龟。”(16)《资治通鉴》后汉隐帝乾祐三年胡三省注则说：“抟埴为鬼神之形曰塑。”1915年，日本东洋美术史开山鼻祖大村西崖在《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一书中首次使用“雕塑”一词(17)。现代汉语“雕塑”一词则是从大村西崖发明的这个日语词汇借入的。神田喜一郎把敦煌文书所记伊吾火祆教神庙的“素书”解释为“塑画”，无疑是正确的。
    中亚火祆教寺庙中的神像一般采用壁画形式，很少采用泥塑像。不过，近年在大夏南部（今阿富汗的哈达）发现了一个公元3～4世纪的阿胡拉·马兹达泥塑像（图三：左），但是被发现者当作婆罗门像(18)。如果和西安附近粟特火祆教徒史君墓石棺床上祅教图像（图三：右）比较(19)，不难发现这个泥塑更可能是火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像。
    隋唐之际，哈密及其北部地区属于西突厥领地。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平高昌后，在高昌设西州，在伊吾设伊州。由此可知，高昌王国东境伊吾北山（今哈密巴里坤山）唐代建有火祆教神庙，其内供奉了许多时称“塑画”的彩色泥塑神像。根据这条线索，我们从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收集品中分辨出了一批高昌火祆教彩色泥塑神像。
    这批高昌火祆教彩色泥塑神像，是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4～1905年）在高昌古城以北20里火焰山胜金口发现的，但是一直没有被人们所认识。这次吐鲁番考察得到德皇赞助，又称“第一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由于德国考察队原来的领导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身体欠佳，这次考察改由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的勒柯克(Albertvon Le Coq)带队。1904年9月，勒柯克率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经俄国进入新疆，在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之后，直抵吐鲁番。他们首先开挖高昌古城，发现一批摩尼教遗址，又在其北两座佛塔的塔基下掘获得大批佛经手稿。4个月后，他们又去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发掘，剥走大批石窟壁画。有些石窟壁画经勒柯克染指而荡然无存。接着，他们又去鄯善县的吐峪沟千佛洞考察，从中掘获大批古物。然后，勒柯克送古物回乌鲁木齐，派助手巴图斯到吐鲁番北部发掘。当他们在高昌古城再次会合时，巴塔斯已获一大批古代写卷，包括有许多景教文献。然后继续东行，在哈密进行发掘，所获不多，于是重返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发掘。这时，勒柯克从一个俄国商人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的传闻，但是柏林方面电令他立即到喀什与格伦威德尔会合，他才没去成敦煌。
    这次考察的初步报告刊于《英国皇家亚洲杂志》，题为《第一次普鲁士皇家（第二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中国突厥斯坦记行和考察结果简报》(20)，正式报告题为《火州：普鲁士皇家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重大发现图录》(21)。火州是高昌古城的别称，这本图录刊布图版55为一些泥塑造像的黑白照片，勒柯克谓之“泥塑小佛像头部及其他”。据我们研究，其中至少有四个属于火祆教艺术品，分别出胜金口两个不同遗址。
    第一个遗址在胜金口峡谷星座窟（德国考察队编为6号寺院）的对面，位于河流右岸（佛塔）垃圾堆上。该遗址灰堆中出土了三个风格特异的彩色泥塑像（编为A、B、C号或第1、2、3号），勒科克在考察报告《火州》中作了如下描述：
    A号：男性天神的头部，原件尺寸30×25厘米；带有短护额的红色头盔，保护着额头及头的上部。脸上包着金箔，眼眉和两撇胡子为黑色；下颊处以及左右两耳下部都有黑色痕迹，说明原来那里有胡须。这一组三个头像（第1、2、3号）的眼睛都鼓了出来，以表示他们愤怒的感情。眼睛里扁平的瞳孔是黑色的，其余为白色；上唇的皱褶很奇特；鼻头扁平，鼻翼线条很明显。

    图三　大夏出土阿胡拉·马兹达泥塑像与史君墓阿胡拉·马兹达浮雕像
    B号：女性天神的头部，原件尺寸41×32厘米；头的上部及前额戴着一顶样式独特的小帽，也有些像埃及的包头巾；小帽为黑色，左侧画一朵小花，由六个白色小圆点组成。小帽最高点的中心有个孔，一部分束起的头发，从那个孔里高高耸起。此发束前边有一红色布角；脸为白色，额头、两颊和下颏草率地画了红色玫瑰花，由五六个小弧线围绕着一个中心圆而组成；眼眉为直硬的黑线条；眼睛是黑色的，眼边外沿也为黑色，内沿为红色；嘴和下巴塑造得精神有力，下巴底下画了一条线，显出双下颏，包头布的右半边是后来补上去的。
    C号：女性天神的头部，原件尺寸30×29厘米；头的上部及前额戴着样式奇特的小帽，黑色的帽子上有些地方，特别是遮盖耳朵的部分，绘有红百两色圆形彩点；额头中央上部，有几块四角形金箔；第2号头像上保存的那种头顶发束，在这个头像上已经缺失。小帽以红线描边，脸为白色，双颊、下颏、嘴以及额头靠近鼻子处为朱红色；眼眉为黑线条，眼皮周边描以黑线；下颏前部有个很深的小坑，使下颏显得突出有力；下颏底下画了一条红色的曲线，以表示双下颏（图四）。
    第二个遗址在胜金口峡谷第2号庙群与第3号庙群之间，出自河左岸陡峭悬崖上的庙群。这个遗址出土一个三眼神头像，编为0号。原件尺寸为20×17.5厘米，勒柯克在图录中称作“金刚头像”。这个神像面孔为浅蓝色，头发、眼眉以及样式奇特的唇须皆为红砖色，其中唇须以朱红色描边。上唇和眼窝也为朱红色；眼球为白色，以红色描边；瞳孔为黑色（图五）。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女神像与粟特本土的火祆教泥塑像稍加比较，不难发现勒柯克收集品中的两个女性天神雕塑，正是我们一直寻找的吐鲁番地区火祆教艺术品。
    三　粟特与高昌两地火祆教泥塑比较
    1945～1950年，前苏联考古学家托尔斯托夫领导的花剌子模考古队对粟特境内古代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发掘。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托普拉克·卡拉城附近发现一座圆形古城，年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6世纪，今称“托普拉克·卡拉古城”。古城为一规整的长方形城市，长500、宽350米；四周环以坚固的砖墙，墙上右很多长方形的塑楼和密密的狭小箭孔。一条窄街从南至北贯穿全城，沿街旁有10～12座大屋，每座大屋中有数十间方形和长方形的房间，属于城市贵族的住宅。城的西北角有一座公元3世纪的宏伟宫殿，约占全城面积的四分之一。在王宫脚下有一座该城的祆教寺院和一座大市场，市场有几个大门与外界相通。在宫殿遗址和祆教寺院内放置着成群的塑像。据托尔斯托夫推断，这是花剌子模诸王及其妻子和侍役的塑像。塑像都是未经烧制的泥像，上加彩色；面部造型极其真实，无疑是人物肖像和神像。目前入藏圣彼得堡国立埃米塔什博物馆(22)。

图四　吐鲁番胜金口火祅教遗址出土C号泥塑女神像

    图五　胜金口火祆教寺院出土0号泥塑三眼神像
    托普拉克·卡拉的两尊粟特女神泥塑像，曾在1969年送到日本东京和京都进行巡回展览。我们从这次展览的目录中见到这两尊粟特女神泥塑像，展品编号105、106号，年代断在公元3～4世纪（图六）(23)。无论制作工艺还是艺术造型，这两个泥塑女神像皆与胜金口发现的两个泥女神塑像如出一辙。

    图六　花剌子模出土粟特女神泥塑像
    无独有偶，日本京都美秀博物馆近年收藏了一件带有火祆教艺术色彩的石棺床，时代在北周时期，据说出自河南安阳。由于这类石棺床以前罕有发现，它的真实性一度受到质疑。1995年，美国艺术史学者勒纳博士撰文《公元6世纪中国的中亚人火祆教葬仪》，率先肯定这个带有火祆教艺术浮雕的石棺床必为真品无疑。她在文中结合中亚考古资料，阐述了石棺床上火祆教图像的内容(24)。
    这个说法得到俄国中亚考古学家马尔沙克的有力支持，从而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中亚火祆教艺术研究的热潮。这个石棺床上雕刻有一尊粟特火祆教女神娜娜像。我们发现这位粟特女神的艺术形象，竟然与勒柯克在吐鲁番发现女神泥塑像如出一辙(25)。如果我们的判断不误，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胜金口发现的两尊女神泥塑像当即粟特火祆教女神娜娜的艺术形象。娜娜女神是大夏和粟特火祆教徒崇祀的女神，相当于美索不达米亚万神殿的丰育女神阿纳希塔(Anahita)。但是大夏人和粟特人称其为“娜妮亚”或“娜娜”(Nana)。在中亚古代艺术中，娜娜女神有时采用四臂形象，一手持月，一手持日，两边各有一头狮子，或骑在一头狮子上。
    前苏联考古队在阿富汗西北席巴尔干的大月氏王墓发现许多娜娜女神像，比如：墓中随葬的黄金腰带上就有娜娜女神骑狮像。贵霜王和粟特王都从娜娜女神那里获得王权。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卡拉伊卡赫卡赫1号遗址(Qala-e Qahqah I)粟特壁画上还发现过一幅娜娜女神骑狮像。据希腊作家阿瑞安《自然的本质》卷二记载，在帕提亚时代（公元前248～公元224年）晚期，美索不达米亚女神和波斯女神相互融合，而伊朗高原西南部埃兰王国阿纳希塔女神庙中供养了一头狮子(26)，可知阿纳希塔的坐骑有时用来代表这位女神本人，而大月氏王沙帕德比茨钱币背面狮子像旁有大夏文旁注，说明这头狮子象征“娜妮亚女神”。因此，1993年在阿富汗的罗巴塔克(Rabatak)发现的狮子像神庙当即娜娜女神庙。在阿富汗南部迦毕式(Kapisa)的索托拉克(Shotorak)也发现一所贵霜时代供奉狮子像的娜娜女神庙(27)。值得注意的是，安阳北周石棺床娜娜女神像下雕刻有两头狮子，清楚地标明这位女神必为粟特火祅教的娜娜女神无疑（图七）。
    1969年，在日本举办的中亚古代艺术品巡回展上，展出了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胜金口发现的一尊三眼神泥塑像，展品编号第148号。据介绍，这尊泥塑像高约7厘米，时代断在公元10世纪(28)。
    据印度学者笈多(S.P.Gupta)研究，印度教神像曾对粟特火祆教艺术产生深远影响，许多粟特神借鉴了印度教神像。塔吉克斯坦国片治肯特壁画上一共出现过五位印度神祇，他们是梵天(Brahma)、帝释天(Indra)、大自在天(Mahadeva/Shiva)、那罗延天(Narayana)和毗沙门天(Vaishravana)。然而，这五位印度神祇中的前三位——梵天、帝释天、湿婆神，分别相当于粟特本土三位火祆教神祇——祖尔万神(Zurvan)，阿摩(Adbag)和风神(Veshparker)，而最后两位印度神祇——那罗延天和毗沙门天则没有与之对应的粟特本地神。据穆格山出土粟特文写本，梵天采用蓄须的形象，帝释天为三只眼神，而湿婆则是一位三头神。塔吉克斯坦国片治肯特壁画上有些神像上标有名字（图八）。据俄国语言学家李夫什茨(V.A.Livshits)研究，其中一个三头神壁画上标有粟特风神的名字(29)。

图七　胜金口粟特女神泥塑像与安阳北周石棺床娜娜女神像

    图八　胜金口三眼神泥塑头像与中亚片治肯特壁画的阿胡拉·马兹达头像
    胜金口发现的三眼神泥塑头像采用印度教帝释天三眼神形象，相当于粟特火祆教大神阿摩(Adbag)以及波斯火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高昌地区没有印度教，从片治肯特火祆教壁画看，这两个三眼神泥塑像很可能是阿胡拉·马兹达像，从而为高昌回鹘王国流行火祆教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四　胜金口塔形建筑与中亚火祆教祭坛
    这批火祆教泥塑出土地点胜金口位于高昌古城之北20里山谷之中，属于高昌新兴县以及唐西州新兴乡境域。正如马雍师指出的，“新兴在高昌都城之北。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和考古调查的资料推断，该城当位于今胜金口北，在克孜尔塔格（火焰山）与博格达山之间的谷地中”(30)。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开元年间（734年），高昌县新兴谷有许多“夷胡户”，包括曹君定、曹磨罗等中亚曹国的粟特侨民(31)。
    胜金口火祆教泥塑的年代有可能晚于唐代，属于高昌回鹘统治吐鲁番时期。中外文献对这个时期高昌流行火祆教亦有记载。英藏敦煌文书(S.6551)《佛说阿弥陀佛经讲经文》记述了公元866～966年间吐鲁番流行火祆教的情况，据说高昌回鹘统治下的吐鲁番地区“有波斯、摩尼、火祆、哭神之辈”(32)。公元8～9世纪之交，塔明·伊本·巴赫尔(Tamim Ibn Bahr)曾到吐鲁番旅行，据说当时回鹘都城（今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有十二扇巨型铁门，人口众多。这位阿拉伯旅行家还亲眼见到当地有祆教徒和摩尼教徒。其中，火祆教在乡村占优势，而摩尼教徒则集中在城镇(33)。正如前文介绍的，胜金口位于高昌县新兴乡，正是一个乡村所在地，那么胜金口火祆教寺庙当即新兴乡信仰火祆教的百姓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
    这几件火祆教艺术风格的泥塑神像未经科学发掘，而是当地乡民在胜金口千佛洞星座窟对岸一个塔形建筑下发现的。勒科克目击了整个挖掘过程，他在报告中写道：在胜金口“峡谷入口处，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挖掘编号为‘6’的‘星座窟’，却完全是白费功夫，而有一次，两个老妇人的挖掘活动，使我们又气愤又无可奈何。她们两人在河的对岸一些没有形状的小山包山发掘，这些小山包大部分都仅是黄土堆。但在一个小山包上的挖掘，却给她们带来了好运。她们挖出了一个窣堵波建筑的遗址，就在我们眼睁睁地观看的过程中，这两个掘宝者，挖出了一些很奇怪的雕塑头像，大量的吐火罗语文献和有好几种印度文字的印度文献。我们被迫花大量的金钱来从这些贪得无厌的妇女手中购买她们的劫掠品，大约是每100页的完整清晰的文献付给她们9先令”(34)。勒科克介绍的那些“很奇怪的雕塑头像”，就是我们讨论的火祆教泥塑像。由于未经科学发掘，这些泥塑像与同一地点发现的“吐火罗语文献和有好几种印度文字的印度文献”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查清了。不过，吐火罗语和印度梵语在高昌主要流行于7～8世纪，这批火祆教泥塑的年代约在9～10世纪(35)，两者不属于同一时代。按照勒科克的描述，这座9～10世纪的火祆教神庙有可能建在一个公元7～8世纪的佛教废墟上。
    正在德国留学的林立博士告诉我，格伦威德尔在胜金口7号寺院和9号寺院的对面河岸皆发现一些可能属于喇嘛教的佛塔，年代属于回鹘高昌晚期（11～13世纪）。胜金口9号寺院对岸的佛塔格伦威德尔绘有线图，《火州》图版59的泥塑脱塔(b.g.h.i号）就来自这些喇嘛教佛塔之一。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现在把这几个具有火祆教艺术特征的泥塑头像的年代定在8～9世纪。他以前曾到胜金口调查，不料如此重要的古迹却在修筑现代公路时被彻底摧毁了(36)。既然这个建筑遗址下出有火祆教艺术特色的泥塑神像，那么这座塔形建筑不可能是佛塔。从中亚火祆教神庙的形制看，这个塔形建筑很可能是火祆教神庙内的祭坛。

    图九　贵霜时代大夏火祆教神庙祭坛及泥塑像
    阿富汗苏尔科·科塔尔(Surkh Kotal)有一座贵霜时代的火祆教神庙，法国考古队在这个神庙内发现一个塔形祭坛。这座火祆教圣殿位于阿富汗喀布尔以北大约200公里处，神殿建在5层台基上。最顶层台基上有一个宽阔的台基，一直通向神殿。神殿主室包括中心内殿（11×11米），内殿中心有一个方形平台，平台每一侧都带有三层台阶和一个柱基。这所寺院神殿的中心是一个正方形祭坛，祭坛四周环绕着回廊，构成所谓“回字形”建筑。
    法国考古学家施龙姆伯格(Daniel Schlumberger)在考古报告中指出，这座神殿的平面布局、方形带有四根立柱和围廊的内殿，无疑肇源于伊朗，尤其与苏萨和波斯波利斯的神庙相似。在伊朗，这种形式的火祆教神殿在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太多变化：苏萨神殿（公元前5～前4世纪）——弗拉塔达拉神殿（公元前3世纪初）——库希·库瓦加神殿（公元前2～前1世纪）——纳巴帖恩神殿（公元前1～公元1世纪）——哈特拉神殿（公元1世纪），最后一直发展到苏尔克·科塔尔神殿（公元2世纪中叶）。同时，苏尔科·科塔尔祆神庙还受到希腊建筑艺术的影响，比如绕柱式和立柱支撑的阁楼就明显受古典艺术的影响。据苏尔科·科塔尔遗址出土贵霜碑铭，这个宗教遗址是贵霜王伽腻色迦时代修建的火祆教神庙，所以遗址内发掘出的一尊无头贵霜武士泥塑像被认为是伽腻色迦王塑像（图九）(37)。看来，中亚祆神庙供奉泥塑像的传统由来已久，至少在公元2世纪中叶——伽腻色迦时代就开始了。
    从贵霜火祆教神庙的形制看，胜金口出土火祆教泥塑像的塔形建筑很可能是火祆教神庙内放置圣火的祭坛(Altar)。无论如何，胜金口火祆教艺术风格的彩色泥塑像的发现，为研究古代高昌新兴乡火祆教寺庙遗迹提供了又一条重要线索。
    注释：
    ①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合撰《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第21～29转第20页，《文物》1977年第3期。
    ②王素《魏晋南北朝火祆教钩沉》，第226～227页，《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第168～177页，《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③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第89～97页，《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收入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
    ④陈国灿《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国的流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8年第9～10期。
    ⑤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第1～18页，《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收入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39～240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⑥张广达《唐代祅教图像再考》，第1～17页，《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中所见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第1～16页，《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⑦姚崇新《试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第39～80页，《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⑧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第168～177页，《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王欣《

氏高昌王国的祭祀制度》，《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8年。
⑨参见《宋史》卷一○二《礼志》，第249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⑩F. W. Thomas, "Some Words Found in Central Asian Documents," BSOS,Ⅷ, parts2-3,1935-1937, p. 794; James Hamilton, "Autour du Manuscrit St

ael-Holsteinm," T'oung pao, serle,Ⅱ, vol.XLVI,1-2,1958,p.142.
    (11)吐鲁番文管所《新疆鄯善县吐峪沟发现的陶棺葬》，第87～89页，《考古》1986年第1期。
    (12)影山悦子《東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のオツスアソ（ゾロアスタ——教徒の纳骨器）につぃて》，第73～89页，《オソェント》第40卷第1号。
    (13)Annette L. Juliano and Judith A Lerner,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hwest China, New York, 2002, p.266.
    (14)神田喜一郎《素画考》，《东洋学研究》第5卷第3号，东京东洋学研究所，1969年（收入《福田喜一郎全集》，东京同朋舍，1983年）；并见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第159～161页，中华书局，2005年。
    (15)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50～51页。
    (16)宋·苏轼《文忠诗合注四·凤翔八·观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收入《东坡全集》卷一。
    (17)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东京佛书刊行会图像部，1915年（东京法藏馆，1939年重印）。
    (18)参见犍陀罗艺术网站。
    (19)史君墓祆教图像彩色照片，参见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儿干到长安》，第6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20)Albert von.Le Coq,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JRAS,1909, pp. 299-322.
    (21)赵崇民译，勒柯克著《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译自Albert　von.Le Coq, Chotscho:Koniglich Turfan-Expedition, Berlin,1913）
    (22)蒙盖特著，潘孟陶、陈梦家等译.苏联考古学，第240～241页，中国社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1963年。
    (23)这个展览图录把她们当作乐神头像，以为是男子头像，年代断在公元3～4世纪(Cf.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and the Koyto National Museum(ed.), Scythian, Persian and Cetral Asian Art from the Hermitage Collection, Leningrad.Tokyo: The Nihon Keizai Shimbun, 1969, p.35; for its plate, see pp.105-106).
    (24)J.Lerner, "Central Asian s in Sixth-Century Chian: A Zoroastrian Funerary Rite," Iranica Artiqua, XXX, 1995, pp. 179-190.
    (25)Takeshi Umehara et al (ed.), Catalogue of Miho Museum(South Wings), Kyoto, Miho Museum,1997.p.254.
    (26)K. Tanabe, Silk Road Coins: The Hirayama Collection, Kamakura: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 1993,pp.84～85.
    (27)G. Azarpay, "Nana, The Sumero-Akkadian Goddess of Transoxiana,"JAOS, 1976. pp. 96～94.
    (28)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and the Kyoto National Museum(ed.). Scythian. Persian and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Hermitage Collection. Leningrad. Tokyo: The Nihon Keizai Shimbun. 1969. p. 37:for plate, see no. 148-6.
    (29)S. P.Gupta. "Hindu Gods in Western Central Asia A Lesser Known Chapter of Indian History." Dialogue, vol. 3. No. 4.2002.
    (30)马雍《突厥与高昌麹氏王朝始建交考》，原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收入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第14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31)唐长孺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10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唐长孺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415和41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32)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第24-36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33)V. Minorsk,T

rk, Iran,and the Caucasus in the Middle Ages, vol. London, 1978, p. 295.
    (34)　勒科克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第7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A.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r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Ⅱ. und Ⅲ, Deutstchen Turfan-Kxpedition, Graz, 1974, pp. 70-71.
    (35)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将其定在8～9世纪，勒柯克定在10世纪。
    (36)据林立2006年2月1日给作者的信，谨致谢忱。
    (37)Cf. Klaus Schippm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e Temple: 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ranian Art & Archaeology. Tehrran,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