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己校尉是最初由西汉政府设立的管理西域屯田事务的职官。长久以来，研究者一直对这个取自天干的怪诞官名的含义存有争议。本文拟在前贤和时俊研究基础上，以其名称和职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它的名与实的探讨，揭示西汉在西域确立的管理体制的特殊内涵。由于东汉、魏、晋时期戊己校尉的职权和隶属，较西汉时期已有变化，所以，本文只涉及西汉时期。
一
“戊己校尉”名称的含义，自古便引起诸多猜测，其中以东汉应劭和唐朝颜师古为最早，下面引用三条为例。
其一， 应劭《汉官仪》曰：“戊己中央，镇覆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
其二，《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耳。……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
其三，《汉书·元帝纪》“建昭三年条”颜师古注曰：“戊己校尉者，镇安西城，无常治处，亦犹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与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一说，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处三十六国之中，故曰戊己也。”
唐人颜师古注解的两处文字表述略有差异，故并列于上。在这两人之后，还有十多位古代和当世的学者对戊己校尉的名称含义提出见解。有学者贴切地将之概括为三类：“寄治说”、“居中说”和“厌胜说”。每类之中，诸家又各有新意阐发。
一个职官名称，在漫长的时期内引起如此多的争议，这在中国古代官制研究领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考究诸家论点发现，它们基本上没有脱离五行说的范畴；而且，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歧义，也正和五行说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理论内涵有关。五行说是早期中国古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基本的理论框架之一，是一种独特的宇宙观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人直观地认为，宇宙万物是按阴阳和五行原则构成、分类和运动的，其基本原则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秦汉时期，五行说大行其道，不仅五德终始说、五行相克（胜）说、五行相生说、五行休王说、中医五脏五行等学说，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而且，在古人欲把一切事物纳入一个体系的认知倾向下，木、火、土、金、水五行还成为对所有事物进行分类的五个座标，形成了五行与诸种事物相配的对应关系，组成了以五行为首的、分别对应方位、时间、颜色、味道、声音、道德（五常）、五帝、五星、地支、人体器官、人类情绪等诸项内容的五个系统，其中也包括五行与天干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使五行与对应的诸项事物之间，具备了相互表达和相互指代的多重功能。戊与己，是十天干之二，由于五行说的对应原理，天干也派生出一些指代功能，成为一种功能符号。
诸家关于戊己校尉名义的歧义纷呈的论点，与五行说这种对应原理密切相关。为了找出戊己校尉名称的真实含义，有必要先以上引三条材料为引线，对诸家观点的立论依据逐一解说。
1.居中说
“居中说”起源自第1条材料东汉应劭的“戊己中央”。然而，应氏文字简约，后人对此理解各异。颜师古在后两条史料中将应氏“戊己中央”作为一说保留下来，但是，他是从方位的角度来理解的——戊己校尉的治所在西域的方位，是所谓“居西域之中说”，此说得到林剑鸣先生的支持。清人吴仁杰也是从方位的角度立论，曰：“（《后汉书》——引者注，下同）《马融传》校队按部有屯甲乙相伍，戊己为坚，（李贤）注谓戊己居中为中坚也。……则其命名之意，殆如《诗》所云，取其居屯田之中以便田事而已，”他认为校尉居于屯田区之中，是“居屯田之中说”。黄文弼先生则从隶属关系上理解“戊己中央”，称：“余以为《汉官仪》称戊己中央之意，颇为相近。盖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之官，为汉在西域之驻屯兵，不属都护，并非居西域中之谓也，” 此乃“直属中央说”。可见，“居中说”有两种角度，三种观点。
客观而言，由于汉字的独特表达方式，今天已很难确定第1条应氏“戊己中央，镇覆四方”的原意，究竟是指方位还是隶属关系——两种解释均可成立。这两种观点在五行说中都有立论依据。就方位而论，五行说有五行、天干、方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戊己配土行，主中方；甲乙配木行，主东方；丙丁配火行，主南方；庚辛配金行，主西方；壬癸配水行，主北方。西汉时期，这种对应、指代关系已属社会常识，我们可以采撷汉代文献几个片段以明之：其一，天干和方位的对应，见诸《汉书·天文志》：“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这里用天干指代西汉东、南、中、西、北各个区域，就是基于天干和方位之间的对应理论。其二，五行与天干（含地支）的对应关系，在西汉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有记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其三，五行和方位的对应关系，可参看《汉书·五行志上》：“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说曰：火，南方也，扬光辉为明者也”；“说曰：土，中央，生万物者也”；“说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说曰：水，北方，终臧万物者也。”从上述这些对应关系可以看到，“居中说”可以从方位的角度进行解释。至于“居西域之中”或“居屯田之中”，是否符合西汉朝廷取戊己为校尉名称的原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直属中央说”也有五行说依据。“戊己”对应“中央朝廷”的观含，不是派生于土配中央方位的观念，而是来源于土为五行之主的观念。就方位而言，土居中央，与其它四行四方平级并列，没有指代“中央朝廷”的含义，以往论者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中央”一词可以表达“中央朝廷”和“中央方位”两个意思，极易发生概念掉换。“土为五行之主”的观念，见诸西汉儒学宗师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篇：“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同书卷11“五行之义”篇也讲到：“土者，五行之主也。”《盐铁论》、《白虎通义》也有“土为五行之主”的观念。当时，朝野已普遍接受这种观念。
2.寄治说
“寄治说”首倡于颜师古。2、3两条是颜氏注解《汉书》的两处注文，都记有两种观点，虽然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意思完全一致。后一种观点，即“居西域之中说”，是颜氏保留了应劭的“戊己中央”；前一种观点就是“寄治说”，是颜氏首创。两条材料对“寄治说”的表述略有差异：第2条说，戊己在天干中没有正位，故为“寄治”，犹如校尉在西域“亦无常居”；第3条称，校尉在西域“无常治处”，犹如戊己在天干中“四季寄王”。后人对“寄治说”的理解是“寄治他方”。对于“寄治说”，前有元人胡三省唱和，《资治通鉴》卷28“汉元帝初元元年”条胡注曰：“余谓车师之地不在三十六国之中，当从师古前说（四季寄王）为是，”今有劳干、王素两位先生支持。颜氏所论遭后世诟病的主因，就是“校尉亦无常居”，人们从戊己校尉在西域有相对固定的治所的角度来否定颜氏。其实，这是对颜氏观点的误读，“校尉亦无常居”不是指在西域的情况，是另有所指，而这正关系到“戊己”的名义（下文详述）。按颜氏原意，“寄治”、“无常治处”、“四季寄王”三者的意思是完全相同和相通的。
对颜氏阐述“寄治说”的文字，论者大多认为其依据是来自五行说的空间系统。其实，他所说的“戊己”带有“寄治”、“四季寄王”、“无常治处”等属性和含义，都源自五行说的时间系统，即五行、天干、时间（春夏秋冬“四时”）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五行说很早就有用木、火、金、水四行对应春、夏、秋、冬四时，以此解释万物荣枯不息的思想。那么，土行又处于什么位置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1“五行之义”篇对此有明确阐述：“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意思是说，土行不专主一时，却兼管四时。这种兼管四时的理论，可能和《管子》“四时”篇中“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的思想，有某种渊源。那么，土行是如何兼管的呢？前文所引《淮南子·天文训》说明了具体内容：“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 这里所说的“戊己，四季，土也”，就是用土行和戊己对应春夏秋冬四时的四个季月（即最末一月）。所谓“四季”，是指春夏秋冬四时的四个季月。而其它四行分别对应四时的孟月（第一月）、仲月（第二月）。通俗地讲，五行中的木火金水，和天干中的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均各管两个月，戊己和土行兼管四个季月，即戊己（土）指代夏历的三月（地支纪月体系的辰月）、六月（未月）、九月（戌月）和十二月（丑月）；甲乙（木）指代正月（寅月）和二月（卯月）；丙丁（火）指代四月（巳月）和五月（午月）；庚辛（金）指代七月（申月）和八月（酉月）；壬癸（水）指代十月（亥月）和十一月（子月）。后世一直沿用着这个时间对应系统，元代王祯《农书》引《杂阴阳书》曰：“种忌四季——辰、未、戌、丑——戊己。”意思是说，播种不能在春夏秋冬四时的季月即辰未戌丑四个月——即戊己时间段内进行。由上述可知，“寄治”、“四季寄王”、“无常治处”的属性和含义，是从五行说中戊己和时间对应系统中产生的，三者含义相通：戊己分别主配四个不相连的季月——即寄居主理，不像甲乙等拥有固定不变的主位——无常治处，分主四个季月以主理四时——四季寄王，王者，主理也，原意是戊己兼配四个季月从而主理全年。
3.厌胜说
“厌胜”是对古代方士之术的统称。汉代盛行厌胜之术，原理和五行生克说一脉同源。五行说的思维方式，是先设定五行相胜（相克）相生的定式，然后将诸项事物纳入其中，以此解释事物之间的生成灭亡、相互制约、彼此转换，带有大量迷信成分，厌胜就是其一。西汉时期，厌胜之术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史记·封禅书》记载武帝按方士少翁的建议，“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司马贞《史记索引》对此的解释是：“谓画青车以甲乙，画赤车丙丁，画玄车壬癸，画白车庚辛，画黄车戊己。将有水事则乘黄车，故下云‘驾车辟恶鬼’是也”，黄色配土行，土克水，故而在有水事之日（“胜日”）则乘黄车，完全是依照五行说。《汉书·王莽传下》记载新朝末期更始大军逼近长安时，王莽依靠厌胜之术安慰自己：“（莽）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号将至曰‘岁宿’，申水为‘助将军’，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执大斧，伐枯木，流大水，灭发火。’如此不可胜记。”可见，厌胜之术，从内在逻辑和具体内容上，都与五行说密不可分。
该说首倡于应劭的“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后世诸家又各有新意阐发。清人周寿昌据匈奴崇尚戊己日的习俗，认为“元帝之置戊己校尉，原以制匈奴而护西域，其特名曰戊己者，用匈奴所上者以制之，亦即厌胜之义也” ，陈直先生和侯灿先生所持，与此略同；而清人徐松又别有创意：“盖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为金，匈奴在北为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余太山先生曾经纵论诸说得失，认为“戊己土也”，“‘戊己’必与屯田有关”，“校尉以屯田攘匈奴、安西域，故名‘戊己’” 。
应氏“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的原意，是依土行和戊己的指代关系，戊己校尉主理屯田，故以戊己名之，以示名实相符。周寿昌则从时日上立论，认为《汉书·匈奴传上》记匈奴有“日上戊己”的习俗，西汉以匈奴崇尚的戊己日为校尉名称，以此压制匈奴。单就理论而言，这也能够成立。徐松和余太山则从五行生克说立论。秦汉时代，五行生克论大行其道，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3总结前世学说，重新排定了五行顺序：木、火、土、金、水，认为它们的关系是“比相生而间相胜”，这成为普世和后世遵循的定式。徐氏、余氏认为戊己校尉主理屯田，屯田为土，土配戊己；匈奴在北方属水，按五行相胜的土克水，戊己校尉可以制服匈奴；西域在西方属金，按相生论的土生金，戊己可以守护西域。
二
在诸家论点中，应劭、徐松和余太山的主张均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余诸人都是秉持一种含义，而弃其余。颜师古罗列有两种论点，其原意是校尉的名义可能是两种论点中的一种，而不是同时包含有这两种含义，所以，其论点仍然属于秉持一义的范畴。我们认为，这种秉持一义、不计其余的思维模式，背离了探求其真实名义的正确轨道。换言之，戊己校尉的名义，不会只代表一层含义。何以如此论断呢？
我国官制自上古时代就已确立了名实相符这个定立职官的原则，即职官的名称要能够直接表达职权内容。《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总序”追述上古职官渊流时曰：“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禹作司空，平水土；弃作后稷，播百谷；卨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鸟兽；伯夷作秩宗，典三礼；夔典乐，和神人；龙作纳言，出入帝命。”案，这段文字并非班固自创，而是如颜师古注所说“自此以上皆《尧典》之文。”应劭对“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一句的注释是：“颛顼氏代少昊者也，不能纪远，始以职事命官也。”就是说，中国职官名称，从颛顼时代开始，就确立了以职事确定官名的原则，“民师”就是“民官”，应劭注：“师者，长也。”文中接着例举了一系列上古官名来证明“以职事命官”的原则：平水土之官为“司空”，颜师古注：“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播百谷之官为“后稷”，应劭注：“后，主也，为此稷官之主也。”敷五教之官为“司徒”，应劭曰：“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徒，即民众，西汉后期曾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称丞相为司徒。掌刑罚之官叫“士”，应劭曰：“士，狱官之长。”掌百工之官为“共工”，应劭曰：“共工，理百工之事也。”对于掌山泽鸟兽之官“朕虞”，颜师古曰：“虞，度也，主商度山川之事。”掌三礼（应劭释三礼为“天神、地祉、人鬼之礼”）之官叫“秩宗”，颜师古曰：“秩，次也；宗，尊也：主尊神之礼，可以次序也。”掌出入帝命之官叫“纳言”，应劭曰：“纳言，如今尚书，管王之喉舌也。”这里，笔者不厌其烦地一一罗列，只是要说明自先秦开始，中国职官命名就确定了“以职事命官”的铁律，通俗地讲，代表官名的汉字的原义，都与执掌的权限、内容有关。这一原则在以后历代王朝都得到承袭，秦代、汉代也不例外。《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曾这样归纳西汉职官体系：“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西汉的职官基本沿袭秦朝，“明简易，随时宜”，是对西汉职官名实相符原则的具体诠释。虽然自武帝以后，尤其是在武帝时期，为了集中皇权、征伐“四夷”，朝廷增设了许多官职，也更改了一些职官的名称，但是，“以职事命官”的原则却一直未变。新设职官的称名都直接表达所领事项和所掌职权，如，或表示职务内容，像司隶校尉（掌督察）、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或表示主领其事，如护乌桓校尉、度辽将军、西域都护；或以地名事，如匈河将军、贰师将军等。更改的官名也是如此，如治粟内史更名为大司农，中尉更名执金吾（应劭注：“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等。我们通观西汉的职官名称，除戊己校尉的官名引起众多歧义以外，其它所有职官都都遵循着“以职事命官”的原则。这是秦、汉官制的通例。
既然如此，就能肯定地说，戊己校尉——列于西汉正式职官序列、《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为其单列条目的官职，也遵循着这个原则，也就是说，“戊己”官名，表达着这个职官的职权内涵，它不可能独立于西汉整个职官序列定立官名的原则之外。
既然如此，“戊己”就不可能只代表一层含义。理由是：其一，“戊己”原是天干符号，本身并没有指代职权的内在含义，西汉以此为官名，只能是选中了它在五行说中的指代和引伸的含义，以此来表达官职的职能。其二，如果朝廷仅选中“戊己”的一层指代含义，那么，不论其真实含义是指“屯田”、“居西域之中”、“居屯田之中”、“直属中央”、“寄居治理”、“无常治处”、“五行生克”等等诸说中的任何一种，朝廷都可以针对这一含义，选取更直接、更贴切的名称——这样做是毫不困难的，朝廷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正式的职官，选取一个含义曲折迂回的名称。其三，假如“戊己”只有一层含义的话，它就违背了名实相符和“明简易，随时宜”的西汉立官的两条原则。汉元帝是西汉出名的崇信儒家的皇帝，《汉书·元帝纪》称其“柔仁好儒”，儒家最重“正名”，如果只有一种含义，很难想象汉元帝会选取这样一个怪异的“名不正”的官名。既然根据名实相符的立官原则选定了这个官名，只能说明，它表达着其它只能表达一种内容的官名所无法表达的多重含义。
三
探讨戊己校尉的名称含义，应当同西汉时期该校尉在西域的作用、地位、隶属等实际情况联系起来考量。愦憾的是，传世文献没有留下相关情况的明确记录，学界对该校尉隶属情况以及西汉在西域的管理体制等问题，都存有争议和误解。笔者希望以名和实相互参证的办法，以探讨其名义为线索，对学界关于西汉时期该校尉的诸多误解，做一全面清理。
第一层含义，戊己指代屯田。戊己校尉是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设立的主理西域屯田事宜的武职，前身就是西域的“屯田校尉”，学界对这一点并无异议。屯田即为土耕，戊己与土行对应，以此指代屯田，盖无疑问。
第二层含义。自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制以后，土德成为朝廷正式确立的西汉王朝所主之德，土德就有了指代王朝自身的含义。匈奴曾经设立僮仆都尉（前92前后—前60年）以统辖西域诸国，而西汉所设戊己校尉的治所——车师前国（今吐鲁番盆地），正是以前匈奴进入西域的通道，西汉和匈奴为争夺西域而进行的战争，全部发生在这里，即“五争车师”之役。所以，西汉以“戊己”为正式设立的统辖西域汉军主力的武职的名称，实际带有这样一层象征含义：汉朝主土德，土行对应戊己，戊己校尉在此处就有了指代汉朝和汉军的意义，因为按五行与方位的对应关系，匈奴在北方属水，西域在西方属金，土克水而生金，所以，汉军（土、戊己）能够阻挡、战胜匈奴（水），镇安西域（金）。
自西汉初至东汉初的200多年间，汉朝所主五行之德，经历了西汉初立时继秦之水德，武帝时改立土德，王莽篡政后改立汉朝为火德而定立新朝主土德，东汉光武帝最终确定东汉主火德的复杂过程。初元元年设立戊己校尉时，正值西汉主土德之际。由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到秦汉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解释朝代更替和皇权基础的宇宙观。按这理论，每朝必主五行之一德，历代是按五行相克的宇宙运行规律而在世间循环往复的，王朝的政教文质根据所主之德的属性来确定；邹衍认为虞主土德，夏朝主木德以代之，殷朝主金德以代夏，周朝主火德以代殷。这套理论首次在秦朝得到全面实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行火德，秦以代周，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据水德，秦始皇以亥月（夏历十月，水行自亥月始）为正月，颜色尚黑，以六为圣数，改黄河曰德水，以水行主肃杀作为用法深刻的统治之术的理论依据。西汉王朝确立本朝所主之德的过程，要比秦朝复杂得多。西汉建立后继承了秦朝的水德为本朝所主之德，但也发生过火德与水德的争执。《史记·封禅书》记载：“高祖之微时，尝弑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弑者赤帝子。’……则祠蚩尤，舋置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这段记载反映了西汉初期水德和火德并存的矛盾现象。火行对应赤帝（蚩尤）、红色，水行对应黑帝、北畤、以夏历十月（亥月）为岁首。顾颉刚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种矛盾，他认为这是由王莽篡改《史记》造成的。王莽为使自己受汉“禅让”披上天命的外衣，确实曾经改按五行相生原则，重编了王朝更替体系，其中汉朝主火德，新朝主土德（火生土，以示和平禅让）。然而，若说王莽为此便在《史记》中添加了汉（刘邦）主火德的文字，则还缺乏依据：其一，《封禅书》为司马迁原作，王莽如何能将已经流入社会的《史记》全部增改并使之流传后世的呢？其二，西汉前期官服颜色确是“外黑（水行）内赤（火行）”，说明刘邦早年确有主火德之举。我们认为，真实的情况是，出身闾巷的刘邦，轻文无学，行为不合礼法，以自己出生并起义于南方，南方与赤帝（蚩尤）、火行对应，故而在早年势力弱小时，为了争取部众而杜撰了托身赤帝子的故事。鼎定天下以后，凭实力起家的刘邦并不看重“天命”，尽管知道了取代水秦的应是土王，但汉初已经全盘继承了秦朝属于水德的制度律历，于是，汉朝干脆继续确立水德为正统。服色外黑内赤，这也算是对出身故事的一种照顾吧。出人意料的是，刘邦早年编撰的故事，却成了汉朝改德一波三折的主因。由于汉主水德不合五德终始之序，自高祖、吕后之后，汉代的政治理论家就为重定西汉正统展开斗争。文帝（前179年—前157年）即位之初，贾谊便首倡改立土德为正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其上书：“（汉）固当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色尚黄、数用五，均为土行之属，但其提议因周勃、灌婴等兴汉功臣的反对而作罢。十余年后，公孙臣重提此议，又遭丞相张苍反对而失败。武帝初年，一批儒生再次重提改正朔之事，因信奉黄老的窦太后阻挠而又废。直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才完成改制，立土德为正统，《汉书·郊祀志下》记其事：“汉改历，以正月（寅月——引者注）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武帝这次改制，揉合了五德终始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三统说以黑、白、赤三统解释王朝更替，代表忠敬文三种治术，按此，西汉属黑统，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这次改制，既取五德终始说，立土德，色尚黄，数用五，又用三统说，定正朔，以寅月（夏历一月）为正月。不管怎样，西汉终于确立土为德正统。所以，以“戊己”为校尉名称，实有指代汉朝（汉军）之义。
用指代汉朝的“戊己”为校尉名称的背景是什么呢？西汉统一西域的唯一对手是匈奴。西汉长期不能完全控制西域诸国的主因，是无法长期、稳固地占据车师前后国，以封闭匈奴进出西域的通道。为了实现这个事关全局的战略目标，自武帝朝至宣帝朝，西汉曾五次发动征车师之役（前99、前90、前71、前67、前64年）。但是，车师之地也事关匈奴在西域的存亡，故而匈奴全力反扑，西汉始终无法据有其地。直到神爵二年（前60年），主理西方（含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因与新单于争位而处境危急，于是率部归降西汉。这才使西汉完全统一西域，神爵三年（前59年），西域都护正式开府施政。从此，西汉开始调整在西域的战略布局，军屯重心开始从原来的渠犁地区（今天轮台县东南、尉犁县之西、靠近塔里木河主河道的阿库木至库刹克一带），向车师前国故地（吐鲁番盆地）转移。神爵三年，以前（元康二年）设立在渠犁的三个“屯田校尉”中的一校，徙屯比胥鞬；比胥鞬在吐鲁番盆地；另一校尉跟随都护郑吉移驻乌垒城（今库车附近），身份转化成西域副校尉；而留守渠犁的一校——悬泉汉简称之为“渠犁校尉”，后来也迁往车师，当地只留有下属官吏主理渠犁屯田，悬泉出土II90DXT 0216②：26号汉简记：“将田渠犁军候、千人会宗上书一封。初元囗……。”这是元帝初元（前48—前44）年间身兼军候、千人两个低级官职的名叫“会宗”的军官，给朝廷的上书。按汉朝惯例，正官之前所加“将田某地”，表示该人是当地屯田区的最高长官，从他能上书朝廷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原来的渠犁校尉已经迁走。我们认为，渠犁校尉正是在初元元年（前48）设立戊己校尉时才迁往车师的，戊己校尉的前身就是比胥鞬校尉和渠犁校尉。这种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正在于车师前后国是匈奴进入西域的孔道，而匈奴是当时唯一有能力挑战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据以往经验，西汉要统有西域，就必须驱逐匈奴，要驱逐匈奴，就必须封闭车师这个大门。有鉴于此，汉元帝即位当年，以最终完成在西域的战略布局为契机，设立了正式武职——戊己校尉，取代临时性的职官——屯田校尉。西汉朝廷以代表汉朝所主土德的“戊己”为官名，显然表达着汉朝能够“攘匈奴而安西域”的吉利的政治愿望。
第三层含义，戊己校尉直属于中央，它是中央军——北军的正式武职，所部军队属于北军系统，以“戊己”为北军屯驻异域部队的长官名称，表达着代表中央寄居镇守西域的含义。
学术界对西汉戊己校尉的隶属有不同看法：（1）直属中央；（2）“是凉州或敦煌郡派出的‘总督’”；（3）虽直属中央，却受敦煌太守节制；（4）隶属于西域都护。需要说明的是，西汉时期戊己校尉的隶属，与东汉魏晋时期不同，这里只论述西汉的情况。
西汉在西域的军政建制，经历过几次变化：以西域都护正式开府施政和设立戊己校尉为两个标志点，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为神爵三年（前59年）之前。当时，西汉所设之官，均为持节领护的临时性职官——使者校尉（都护前身）。早期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设立的领护轮台屯田的“使者校尉”。中期有昭帝采用以前桑弘羊的建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首，建三校屯田之制于轮台、渠犁、捷枝。赖丹的身份乃是“使者校尉”，《汉书·西域传下》“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的标点有误，应为“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后期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以皇差身份主持西域事务的郑吉。从地节二年至神爵二年，在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中，郑吉冠有“（使）都护西域使者校尉”和“护鄯善以西使者校尉”两个头衔，它们仍是临时性加官，其正官是不断升迁的侍郎、卫司马、骑都尉。《汉书·西域传下》载，元康二年（前64年），郑吉所部自车师解围后，“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 恢复了前朝三校尉屯田之制，三校均归郑吉掌领，这属于临时性职权。第二阶段为神爵三年（前59）西域都护开府施政至黄龙元年（前49年）。西域建立都护府体制，都护成为正式职官，都护总掌西域诸国和屯田部队及屯田事宜。《汉书·西域传上》称神爵三年“屯田校尉始属都护”，这是正式从制度上确立了三个屯田校尉对都护的隶属关系，与此前秉命于皇差的临时性隶属不同。第三阶级为初元元年（前48年）至西汉末期。初元元年，朝廷设立直属中央的正式武职——戊己校尉，它作为北军诸校之一的正式校官，取代了比胥鞬校尉和同年迁往车师的渠犁校尉，掌理西域驻屯部队及屯田事宜。都护职权只剩下掌管西域诸国事宜，其下属武职是西域副校尉，政事与军权相分离。在有朝廷诏旨的情况下，都护可调动戊己校尉所部，但是，双方在职官制度上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结合这段表文，我们来分析戊己校尉隶属的复杂内涵：（1）戊己校尉是单独分列条目的职官，放在直属朝廷的武职系列中，与西域都护并列，与（西域）副校尉不同。按该表行文体例，除了对刺史（监御史、州牧）、郡守、郡尉、关都尉、农都尉、属国都尉、县令（县长）等地方上的各级职官，做了通论性的介绍之外，没有单独为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官职分例条目，这说明戊己校尉不是地方级官职，是直属中央政府职官系统的。（2）北军（京辅驻军）和宫廷禁军、宫城近卫军（南军）一起，共同组成了西汉的中央直属军队。北军之名，是因其主营“中垒营”位于未央宫北面而得名。武帝时期，朝廷在以前由“中垒尉”掌握的中垒营屯兵基础上，新增了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七个校尉，组成了北军八校尉。（3）所谓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并非是“外掌西城”的误写。悬泉汉简载：“囗囗渠梨囗囗丞王常、囗忠更终罢，给北军，诏囗为驾一封轺传。” 另一简也记载：“建始五年……囗田车师左部中曲候令史礼调罢将……候行丞……囗囗为驾诣北军，为驾一封轺传。”这种西域屯田军官戍任到期、回返北军的记录，多次见诸于汉简。这说明，西域屯田部队，是隶属中央军北军系统的部队，其军官是北军的军吏。所谓“外掌西域”，不是说西域军政由中垒校尉负责，而是说派驻西域屯田部队的军吏，来源于北军，其更戍换防、派出军官等军队事务，由中垒校尉负责。这表明，戊己校尉是隶属于北军的军官，是北军诸校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中垒（有）两尉。”据此，中垒校尉应有两名，但遍检汉代文献，北军只有一位中垒校尉。我认为另一位中垒校尉，就是戊己校尉。北军诸校尉中不列戊己校尉，是因其不驻京师而在西域，故而不称中垒而称戊己，其所部军队属中央军——北军的一部，是朝廷从北军中分出、派驻西域的部队。（4）戊己校尉及所部屯兵，在制度（军事）隶属关系上，属北军，但是，因其驻守边陲，肩负着屯田和镇守西域的双重职责，所以，在隶属关系上要远比京师北军诸校复杂。前文已述，以神爵三年（前59年）西域都护府正式开府施政为标志，西汉王朝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管理边疆的军府体制。从制度隶属关系上，都护统领着全部驻西域汉军。然而，这种为后世所熟悉的军府管理体制，到元帝初元元年时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正式设立了直属中央军的武职——戊己校尉，分割了都护的军权，都护的直属部队只剩下西域副校尉所部军卒，人数远少于戊己校尉所部。从此以后，戊己校尉作为西汉事务镇守西域的主力部队和屯田事务的负责人，必须在它担负的双重职责——镇守西域和屯田事务上，分别向北军之外的另外两个上级主管负责。在镇守西域的职责上，它受都护节制——不同于军队隶属关系。而戊己校尉在另一职责——屯田事务上，又向谁负责呢？都护不管屯田，《汉书·西域传上》明确记载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其它文献也没有都护管理屯田事务的记录。拿近年新刊布的敦煌悬泉汉简与文献相互参证，我们可以知道，在屯田事务上，戊己校尉是向中央大司农负责的。西汉在各边郡设有农都尉及其下属田官系统，管理屯田事务，它们不隶属郡县系统，而是直属中央大司农。隶属郡县的边郡候望系统和边郡屯田系统互不隶属。悬泉汉简载：“入上书一封，车师己校、伊循田臣强。”这个名叫“强”的人兼任车师己校尉和伊循田臣。伊循城属敦煌郡辖境，悬泉汉简对此有明载记载：“囗敦煌伊循都尉大仓谓过所县……传舍，从者如律令。”这不表明车师己校隶属敦煌，反而说明隶属中央大司农。因为伊循城归敦煌郡，伊循都尉属部都尉，是敦煌太守下属，但是，见诸汉简的“伊循田臣”、“伊循农”（II90DXT0215C：38）等田官，却直属大司农。从上简反映车师己校可以兼任伊循田臣来看，戊己校尉在屯田事务上是归大司农直接掌管的。
综上所述。戊己校尉地在制度隶属上归属中央军北军。在镇守职责上秉命于都护，在屯田事务上由大司农领导。但是，其根本属性是制度隶属。这种特殊的隶属关系，正是其名称所包含的第三层含义，若是硬要与诸家观点对应的话，这层含义包括了“直属中央说”和“寄居治理说”，即由京师的中央军——北军派驻西域，寄居镇守西域。
（本文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