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慎鄂虽然是一位植物学家，但人们仍一贯把他当作一位行者看待。
刘慎鄂1931年从北京出发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还在探险的路上。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将像他们一样独自面对蛮荒的环境。一路上，他只能面对自己。这时候的自己，有可能是朋友，有可能也是敌人，因为在穿越昆仑山时，勇气是必不可少的，而恐惧又无时不在。
刘慎鄂穿过大沙漠，进入昆仑山进行科学考察。进入大山之后，音讯全无，人们都以为他在某一场大风雪或某一个寒夜中化成了一座冰雕。没想到一两年后，他竟奇迹般地在印度出现了，令世人惊叹不已。
有关刘慎鄂的说法大多都是一些传说。但我却在心里猜想着，一个人是怎样迈着沉重的步伐，在雪域高原艰难行进。我曾在新藏线上来回奔波过数次，虽然每次都有好车保障，给养充足，但其中的滋味直到现在仍隐痛于心。在这条“天路”上行走，一日可遇四季。高山反应有时候就像恶魔的双手一样，紧紧揪着你的神经，让你头痛欲裂，痛不欲生。翻越海拔五六千米的大坂和空气不怎么流通的昆仑山口时，每个人也许都会在心里发誓，此生再也不踏上昆仑山一步，哪怕别人每天给自己一万元的报酬。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保障依靠的刘慎鄂，要凭着一双脚翻越雪山峡谷，设身处地地想想他遭遇的具体情况，不由得让人依然在心里吃紧。
刘慎鄂肯定也反悔过，甚至在那种郁闷和孤独的气氛中绝望过，因为在那样高海拔的地方，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没有一个可以给你安慰的东西。有的只是凄冷的雪山和深褐色的山岩，多看几眼，就感觉一个人正在死去，而且有血正在汩汩流淌。刘慎鄂作为植物学家，肯定比别人更明白雪山是 “永冻层”，高原是“生命禁区”的可怕。与如此可怕的自然环境相对立的，是自己弱小的生命，几乎每往前迈动一步，都有一种要被吞噬的感觉。
但刘慎鄂却一直走了过去。
我想，与他最终取得成功形成比例的，肯定不是我在这里所能设想到的这些境况。他遭遇的苦难，可能要复杂得多，艰辛得多。
刘慎鄂走进昆仑山后不久，就迷失了方向。于是，他买了一群羊，一边放羊，一边走，以自己的羊充饥。那些羊就是他走动的食物，杀一只，可以吃好几天。他就那样不可思议地穿过了高原无人区。这真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好办法。要换了那些西方探险家，他们也许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
我想刘慎鄂是深谙游牧文化的，所以，在绝境之中，马上就想到游牧民族常用的边牧羊边生活的方式。他那样做，不光减少了他体力上的重负，而且从顽强不息、总是在路上发出咩咩欢叫的羊身上得到了安慰。那群羊也同样因为被他选择而具备了特殊的使命。生命总会在某个方式中变沉重为轻盈，是它们，与刘慎鄂一起在昆仑山上创造了不可能中的可能，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行走。
我想，集体经受的苦难很容易被传播和铭记，而个人经受的艰辛劫难，他不开口，就永远消失了。刘慎鄂说到底还是—个学者，变成—个牧人是在偶然之中被环境所迫。所以，当他独自陷入不可想象的困境中，能马上拿起放羊的鞭子，驱赶着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的羊，一直走到印度，这种人和大自然之间的适应和顺从，带有很浓烈的浪漫悲剧色彩。因此，人们都宁愿给他十二的值，把他划入行者的行列。
据说，当刘慎鄂走出无人区时，那群羊还剩几只。他将它们送给当地的牧民，没想到没走多远，那几只羊咩咩大叫着，追了上来，他抱着它们的头，泪水忍不住冲涌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