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去过三四次焉耆，但每次都是走马观花似的，随处看看，留下的一些印象，大都在眼前一晃而过。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它的历史就像逝者如斯的开都河水，已经流淌了几千年。今年7月从焉耆回来后，我留心找了一些有关的文献史料，细细读来，就像是到焉耆的历史深处走了一趟。
焉耆这个地名，对于第一次见到的人来说，会感到颇有些古怪。不查字典，恐怕就难以念出正确的读音。但是在新疆境内，或是在中外西域史学界，这个地名很早就广为人知了。新疆沿用至今的许多汉语地名的来源，原本都是对外来语进行音译的产物。按照现代一些专家、学者的考释，焉耆这一汉语地名，来自于古代匈奴语中的借词，其本义大概是表示某种颜色的意思。
一个地方的知名度也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形成的时间有早有晚。比如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市，作为今人熟知的一个地方，在清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你却很难寻觅到这个地名的踪影。乌鲁木齐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都处在“无名”时期，不过是蒙古族等游牧民族眼中的一块游牧之地。与之相比，今天的焉耆虽然只是一个不算很大的县，但是这个地名早在东汉初年的书中，就已经出现了。新疆沿用至今的不少地名，最早都是首见于《汉书》。《汉书》的作者是班固，所以可以补充一点，班固也是把焉耆这个古老的地方写入正史中的第一人。虽然司马迁的书是用汉语记述西域史的滥觞，但是在这一类文献史上，《汉书》却是以“西域”之名独立成篇，专门记述其人文地理面貌的第一篇正史文献。班固在书中使用一百余字，对当时焉耆国的王城名称、所在地、相距中国长安的地理距离、该地的户数、人口数、军队数量及其官制都一一有所记述。今天的读者阅读这一段原文时，因为失去了相应的历史语境，或许会生出一种语言 “错觉”：这一百余字的记述是否有些过于简单？要知道，秦汉时代的中国汉语文写作，还处在“书之竹帛”的年代，所以那也是汉语写作者惜墨如金的时代。我手头正好有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著作，书名叫《两汉魏晋南北朝历史西域传要注》，书中收录了唐代之前总计11种正史中有关西域的历史记述。我留意到，在汉唐之间，大致也是以公元纪年的第一个千年史中，自《汉书》首开先河，代代史家对焉耆这个地方都有详略不一的记述。参阅书后所附的索引，焉耆和于阗、龟兹、楼兰等地一样，也是历代史家笔下记述次数最多的地方之一。有心的读者还会留意到，在现代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大型综合性词典《辞海》中，就收入了与焉耆历史、地理、文化有关的5个词条。一个地方的历史被文字记述的早晚或多少，也是衡量一个地方在历史上的活跃程度，或被史学家关注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焉耆在中国史籍中频频出现，也向我们透露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焉耆这个地方，在漫长的西域古代史上，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焉耆县志》中所言：“西汉时，焉耆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由于地理位置适中，成为沟通中原政权与西域各国的关键之地，汉唐历代皇朝得焉耆则西域朝贡不绝，失焉耆则西域阻隔。”
古代的西域，是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必经之地。这一点在焉耆史中也留下了投影。我国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自记行程的游记体著作是《佛国记》，作者是东晋时期的名僧法显。他去印度取经途中，在焉耆停留了两个多月，对焉耆当时的世态人情也有所记述。又过了三百多年，大概是公元七世纪的唐代，焉耆又出现在中国著名佛学家、旅行家玄奘的西行之作《大唐西域记》中。书中记述到，当时的焉耆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在玄奘眼中，焉耆是一个物产丰富、气候和畅，非常适宜人居的地方。顺便说一下，在以上两位中国高僧的记述之作中，当时的焉耆先后被称为“乌夷国”和“阿耆尼国”，而且充满了佛国气息。这也提醒我们，古往今来的焉耆，山水依旧，其人文内涵与历史面貌却屡经变迁。顺便提一下，1975年在焉耆七个星镇古佛寺遗址中，出土了隋唐之际（公元七至八世纪），在焉耆、库车一带通行的一种语言文献。这至少说明焉耆也是古代西域文明发达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其中出土的剧本《弥勒会见记》，有人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剧本。这片土地养育了不同的文化，多元的文明都曾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古代焉耆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主人，迎来送往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商人、朝圣者、传教士、使节，还有各种各样的旅行者，所以不同形态的思想、信仰、语言、艺术品也在这里川流不息。只是这些你来我往的历史场景和身影，并没有写入史册，而是消失在悠悠岁月之中了。
谈到唐代的焉耆，所谓“安西四镇”又是一个不该遗忘的历史话题。当年的唐朝，为了维护对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诸国的领属地位，一度分别在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地设立都督府，它们也是唐朝在西域高级的军政机构——安西大都护府直接下属的四个军镇，所以史称安西四镇。这一史实，在《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通典》等重要典籍中都有记述。据现代著名边疆考古学者黄文弼的发掘报告记述：在今开都河南面，北距焉耆十八公里处有两座古城遗址，其中一座名为喀拉马克沁城，该城略作长方形，城墙夯筑，有铜钱、铁锅、金片等文物出土。据推断，此城很可能就是当年唐朝在焉耆所设的镇城。行文至此，我又想到唐代一位大诗人——岑参。公元749年，他来到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秘书一职，正是这一段出塞之旅，他留下了在焉耆的生活足迹。有诗为证，这就是他写的《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晓笛别乡泪，秋冰鸣马蹄。一身虏云外，万里胡天西。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溪。”我们在诗中虽然看不到对焉耆的直接描写，但全诗折射着诗人身在边塞，心系故园的依依之情。这首诗之于焉耆却别有一种价值，这也许是焉耆历史上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首汉语诗歌作品。我们从中听到的毕竟是唐代的诗人在焉耆发出的声音。
唐朝之后，进入公元纪年的第二个千年史，中国大地上你来我往的民族，在焉耆这片故土上，都相继扮演了主人的角色。焉耆的历史也提示我们，一部西域史，也是这块土地上的不同民族相互接力共同完成的历史。西州回鹘、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这些西域史上的王朝，也不断改写着焉耆历史沿革的面貌。翻阅古代的焉耆史，其中的另一些侧面，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焉耆古城作为一座矗立在历史中的城镇，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就历经了又一次变迁。值得一提的是，回族人自清代开始在焉耆落脚，这不仅丰富了焉耆的历史面貌，也给这个地方注入了新的文化发展内涵。公元1758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建焉耆新城，并改名为喀拉沙尔。这里涉及到新疆城镇发展史上的又一段史话。清朝初定新疆之时，后来才被叫响的一些北疆城市，还处在形成期，比较而言，那时的南疆地区已是“名城相望”。喀什、和田、库车、喀拉沙尔等城镇，当时在新疆号称“南疆八城”，都是天山以南举足轻重的区域性中心城镇，是疆内外最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剑桥中国晚清史》上还特别记述道：“这些城市各有属区，由许多小城镇和乡村组成。”1990年出版的 《焉耆文史资料》第一期上，有文章记述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焉耆城：“民国初年有一个唱曲子的老艺人，对焉耆城有如下追述：‘焉耆城，四角宽，上面有炮台，南靠河、北靠山，中间走平川。城里头，坐县官，十字大街四面展，维吾尔族人住在大河边，蒙古人占的芨芨滩。’一直到今天，开都河北岸，还是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地方。清朝初年焉耆原有两个城，一个在开都河以西十里的地方，另一个在开都河西南二十里的地方。乾隆二十三年，在今天的地方建筑新城，新城墙高一丈二尺，城围二百五十四丈，设东西两门，当时名为喀拉沙尔，突厥语为‘雄伟的城’。清道光年间，该城又加固扩充，四面都有门，城的四角都有角楼，各设大炮一门，射程十二里。另一个值得补记的历史细节是，1949年8月，新疆警备司令部的总司令陶峙岳将军，以视察部队为名，来到焉耆城里，他密电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到焉耆会面。他们就在焉耆城内三号桥路南，原国民党128旅旅部的一间密室里，共同安排了南疆地区和平起义的有关事宜。焉耆这一边塞名城，在当年新疆和平解放的伟大壮举中，也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