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
九世纪四十年代，漠北回纥汗国崩溃，回纥部众大部分留在原地，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唐朝北方的汉族相融合，余众由其贵族庞特勤率领，分三支西迁河西、西域。宋、元时代的史料①都认为回鹘西迁，其主力的一支是投奔高昌（西州），个人曾赞成这种说法②。庞特勤率领回鶻西迁的十五部，其中有一部分人大约先集中在北廷附近，和他们的同族人乌护、近族人契苾、拔悉蜜等相汇合，不久越过天山，再和他们的先世高车人（一部分人已在五世纪中西迁交河西北）相聚，就在同世纪五十年代中，庞特勤已在天山南安西四镇中的焉耆先立住足，当上回鶻的可汗③，首先奠定高昌回鶻的基础。大约再过了十年左右，即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回鶻的第二位首领仆固俊接着领导早已住在吐鲁番盆地的同族人，战胜当时占领从北廷至安西（四镇）一带的吐蕃统治者，斩其大将尚恐热，收复西州（即高昌）、轮台（今乌鲁木齐附近）等要地，使回鶻人以高昌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逐渐安定下来。吐蕃大将尚恐热被斩后，且传首于唐朝首都关系密切，高昌回鶻自认为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一部分，长安仍然是高昌回鶻人心目中全国的首都。
高昌回鶻政权建立之始，继承从前汉人“麹氏高昌”首府高昌（在今吐鲁番县城东南约六十里哈喇和卓村中的可汗堡）的遗址，建设规模宏大的首府。英人玉尔（Henry Yale）所写的《古代中国旅行记》中据波斯史料，说哈喇和卓堡垒的顶端有一个可容纳百人用黄金建成的员形建筑物，在五“帕里孙”（波斯尺度）即20英哩外还能看到。高昌是当时回鹘人巨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除首府高昌外，另在天山北麓唐北廷（今吉木萨尔县护堡子）的旧址，建设第二首府，即夏都，作为王室在夏天吐鲁番盆地炎热时避暑之地。北宋使臣王延德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出使高昌回鶻所写的《使高昌记》中即提到北廷的情况，可见北廷之建为第二首府，是在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就建设好了。
高昌回鹘以吐鲁番盆地为基础，于1001年（北宋咸平四年）前已发展到龟兹（今库车）。《宋史•龟兹传》：“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其实一也”。至于焉耆，则早已是西迁首领庞特勤首先经营的地区，已如上述。总之，整个高昌回鹘的疆域在十世纪后半期即已形成：东至哈密乌纳格什湖，西近天山西部，南接和田，北达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的南缘，兼有吐鲁番、塔里木两个盆地，还跨着准噶尔盆地的南部，这有元代的史料可以证明④，
高昌回鹘自九世纪五十年代建立后，历五代、北宋、西辽、元，即至十四世纪五十年代止，前后存在五百年之久。其间政治史略从其王室即亦都护的系谱⑤，可分为前后两大段：从唐末至北宋、西辽为第一段，其世系可考者仅留下仆固俊等五世，其政治傾向初和内地唐王朝、北宋往来密切，唐末仆固俊斯斩首吐蕃大将尚恐热后，传首于长安，即为其例；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高昌回鹘王阿厮兰汗遣使臣麦索温到宋朝送礼物，自称“西州外甥”，追认从前和唐朝的亲戚关系，后来又是西辽的属国。从元初至元末为第二阶段，其世系{K225121.jpg}接，史事较明，总的政治趋势，因蒙古兴起，脱离西辽的统治而归附于蒙古，且助成吉思汗西征西域、中亚，有助于元朝的建立和祖国的统一，且历好几代娶元朝皇室的公主为可敦。从十三世纪纽林的斤（1308—1318年在位）起，高昌回鹘一直忠于元朝皇室，和蒙古西北诸王笃哇之乱作战；在战乱之余，其亦都护（王）转移至甘肃省永昌（今同地）遥领。纽林的斤长子帖木儿补化曾从其父入元朝备宿卫，后领元朝甘肃省诸军镇守襄阳兼知枢密院事，后拜中书左丞相，和内地的政治发生极密切的关系。
高昌回鹘的政治制度，先从统治阶级的官制讲起：最高统治者为“亦都护”（Idi-gut，突厥语，意为幸福的君主），自称为“阿厮兰汗”（即?{子王），其权力是专制和世袭的。他是国家的最高立法者和执行者。根据回鹘文献的记载，亦都护在节日时坐在有珠宝装饰的台座（tauqang）的金座（{K225124.jpg}rgin）上，头戴王冠（didim），身穿红色外衣（汉文史料作黄色衣）⑥。亦都护下面，在龟兹回鹘政权中，有九宰相和枢密使。亦都护视事时，帝有许多侍者、击磬者（击以节拜）。在元朝统治新疆时期，高昌回鹘王亦都护之上被蒙古汗置“达鲁花赤”（蒙古语，长官之意）官加以监督，其他地方各城也置同官以掌握实权。亦都护且受元朝大汗的册封。在达鲁花赤任命之后，亦都护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它的权力甚至只限于管理内部事务如收税、监视人民劳动以及一切官吏的活动等。亦都护下面的大臣，在宋元时期回鹘文文献中称为“于尔奇”（ül{K225123.jpg}i）⑦。掌司法的称为断事官⑧。其普遍存在于首府高昌以及地方上的封建主则为各级大小伯克或官吏。总之，从都护、宰相、枢密使、于尔齐、断事官以及各级大小伯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坐享农民在土地上劳动的成果。
高昌回鹘境内的被统治阶级主要为农民，他们的地位，大多数由国家法律规定，据苏联吉洪诺夫研究，凡有下列几种：
（1）卡朗奇：属于国家受僱的农民，这和国家土地所有制有关，其人身比较自由，但不属于封建主个人。
（2）伊得如（即燕齐户，近似奴隶）：受小封建主支配。小封建主可以把这一部分农民因定在土地上作为劳动使用。他们无迁徙的自由，还要被抽税，甚至听任主人的转卖。这种农民和封建主与土地所有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封建主坐享伊得如劳动的果实。
（3）库瓦克：这种农民有双重负担，一方面向国家交纳土地上生产的实物，是义务的，无偿的；另一方面又把捐税交给官吏，也不能得到任何报酬，是一种劳役税制。
（4）图图克：这种农民被主人作为借债抵押品和人质被僱佣，必须向债主完成所规定的劳动定额，期满人身自由，所以还不是农奴。
（5）卡达施：在自由民与农奴之间，属于村社的亲属，被头人所保护的人，要向头人交内损税。
其次为奴隶。奴隶不分男女，都无自己的经济、土地和劳动工具，也无劳动报酬。其来源为债务农民或战时俘虏。
其三为萨里。这是佛教僧侣的最低层，专在寺院中劳动，为佛僧的仆人。
以上各种农民，特别是（2）（3）两种农民，构成高昌回鹘封建农奴制的基本队伍。
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那他们就被迫去租种地主的土地以谋生，但有低押条件，需立有债备契约。这就构成高昌回鹘境内封建租佃制（仅占小部分）的队伍⑨。
二、经济
高昌回鹘在吐鲁番盆地定居后，其发展起来的农业、牧业及手工业生产，都已基本上摆脱了过去在漠北时期以游牧为主的内容而具有西域地区的特点，社会经济有长足的发展。
（1）农业（畜牧业附）高昌回鹘开始搞农业，大约从西迁后九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九世纪六十年代，高昌回鹘第二位首领仆固俊，领导回鹘人民战胜当时占据王廷至安西（四镇）一带的吐蕃统治者，收复西州、轮台（今吉木萨尔护堡子西二百里）等要地，使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逐渐安定下来，生产上放弃过去在漠北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而以经营定居的农业为主，间有一部分畜牧业。据北宋使臣北延德在其《使高昌记》中所写，他本人曾亲眼看到当时高昌回鹘“地产五谷”；其第二首府北廷则为贵族的牧场，“养马放牧于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且专就农业方面来看，高昌的麦子，因当地土质肥沃，“一岁再熟”（《契丹国志》卷26《高昌国》条），“土宜葡萄，人多酝以为酒，甚美”（《宋史》卷490《于阗传》，其实高昌的葡萄还胜过于阗）；高昌种植白叠即棉花，从南北朝到唐宋时一直有记载，如《宋史•高昌传》中即提到高昌“出白{K225117.jpg}”。此外，有胡桐，其树脂所产的梧桐泪，可为药用及工业上金属的焊剂。畜牧业方面有犛牛、绿野马（其皮可为制靴的原料）、独峰驼、白貂鼠、羚羊、野蚕、大尾羊等。当庞特勤在八世纪五十年代初住焉耆时，其众已至二十万。加上融合当地已有的吐蕃人、汉人、印欧人、印度人、塞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突厥人等，劳动力已很可观。加以回鹘人引导天山雪水，以溉田园；又利用水力，造作水磑（水磨），便于粮食加工（王延德《使高昌记》）；因地制宜，“以骆驼耕而种”（《五代史•回鹘传》）；又“造宾铁”即钢铁（宋洪皓《松漠纪闻》），使田野、森林和矿山的开闢更加广阔。这些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的利用，不但对于农业起了促进的作用，并使手工业的制造更加专门化，对于回鹘人手工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2）手工业 手工业的种类其制成品：（a）丝、棉织品。丝织品有兜罗、锦、注丝、熟绫，棉毛织品有斜褐（《松漠纪闻•回鹘》）、白{K225117.jpg}布、绵毛、{K225117.jpg}狨、繡文花蕊布（《使高昌记》）等。（b）硇砂，是天山北麓出产的一种氯化钠，为制皮革不可缺少的原料，当时北廷山中出产很多。北宋王廷德在他的《使高昌记》中描绘硇砂生产的情况说，北廷山中有时有一些烟气涌起，到晚间这些烟气的火焰就象一把火炬，照得禽鼠等动物全身通红。采硇砂的劳动者一定要穿带木底的鞋下去，如穿皮底的，那一下去就要烧焦的。出产硇砂的矿床下面常有一个洞，里面推积着一块块象墙泥似的东西，等拿到洞外，就会变成砂石，这就是硇砂，本地人用以为制造皮革的药剂。（c）皮制品，如斜合里皮（宋人的笔记中译作“徐吕皮”），是吐鲁番出产的一种獐子的皮，经过用硇砂软化加工制造后，面呈红色，光滑美观，可做制长统靴的原料（见宋程大昌《演繁露》）。（d）铁制品。因为上述回鹘人在九世纪后已能善造宾铁（钢），所以十一世纪维吾尔族语言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所著的《突厥语辞典》中，记录了当时回鹘人从事手工业操作的各种器械，如itεgy（水磨磨盘间的控制器）、qurt∫（纯钢）、kфzэk（织布或地毯时用以分离经纬线的一种工具）、t∫эt∫kэ(织布工人用的经纬梳)、t∫aγra（纺丝的纺车或水磨的水轮）⑩。这些器械如果没有钢，肯定是制造不成的。由此，我们可见当时高昌回鹘手工业之发达。
（3）商业 在农业、畜牧业、矿业、手工业发达的基础上，高昌回鹘对外贸易，尤其和祖国内地的商业往来频繁，其情况可综合为下列几方面来谈：
（a）对辽朝燕京（今北京）和上京（今内蒙古昭乌盟巴林旗林东镇）。回鹘人多到辽朝燕京做买卖，特别能鉴别珍宝。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在那里经商的，非经回鹘人从中作牙客，则无法将货物出售（《松漠纪闻•回鹘》）。至于辽朝上京，在那里因为回鹘商人去的多了，辽朝特别在南城南门东面设有“回鹘营”，以为他们的居留地。当时高昌、龟兹等地回鹘的王室每隔三年照例要派遣一批百余人的回鹘“使臣”（实际上是商人），远道到辽朝上京做买卖。由天山南道运去的货物有玉、珠、犀、琥珀、乳香、硇砂、琉璃器、宾铁兵器、斜合里皮以及由细毛织成的褐里丝、门得丝、帕里阿褐里丝等，而换来契丹的铜铁钱（南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1、26）。
（b）对五代、北宋的首都洛阳、开封二处的马的贸易。历后唐、后晋、后汉，高昌回鹘人民对祖国内地马匹的支援，从未间断。从后唐同光二年至后汉乾佑元年的二十五年间，凡十一次把马、驼以及马匹上用的装备品如鞍、辔等运到洛阳、开封进行贸易。从后晋天福三年至七年（938—942）间，回鹘运进内地的马匹数凡四次共1，200匹。从北宋建隆二年至元丰八年（961—1085）的一百多年中，高昌回鹘人民将马匹及其装备品运去开封，源源不绝，而最大的一次要算元丰八年（1085），其贸易额达十二万贯钱，折合马区数最少有24，000匹（11）。
（c）对五代、北宋药品及香料贸易。从五代后唐同光二年至后周广顺元年（924—951）高昌回鹘人民凡六次到洛阳、开封进行贸易，其货品有硇砂、羚羊角、大鹏砂、腽肭脐（海狗的肾脏，药用）、琥珀、胡桐泪及香药等。到了北宋时期，回鹘人民运到开封的药品及香料，除传统的乳香外，又有木香、安息香（外来）、鸡舌香，药材如胡黄连等（12）。
（d）对五代、北宋衣料及装饰品的贸易。从五代后唐同光二年至后周广顺二年（924—952），高昌回鹘人民凡十三次将其白{K225117.jpg}布、安西丝、安西白{K225117.jpg}、白{K225117.jpg}段、斜褐、毛褐、绿野马皮、白貂鼠皮以及玉团、玉带等运到洛阳、开封，其中广顺元年（951）一次运到开封的白{K225117.jpg}布1，329段、白貂鼠皮2，632段等多件（13）。
（e）货币及度量衡。《突厥语辞典》中谓（高昌）回鹘政府发行的货币，上盖有汗印；内地的铜钱也可通用。有秤、尺等量、度和一些度量衡单位，其中有一些迄十一世纪时仍在沿用，但分量可能有些变化（14）。
三、文化
（1）绘画 当时回鹘上层贵族把建造佛寺或在石窟墙上绘画看作是一种功德，因而许多遗址中留下了大量当时回鹘人的绘画。过去普鲁士调查队在吐鲁番西边木头沟内巴什力克，或从喀喇和卓到吐峪沟的墙壁上，或废墟内发现不少回鹘人的摩尼教或佛教壁画（15）。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一位佛教女神的完美、柔嫩和富有生气的面容，也有怀着悲哀和钟爱心情围着佛陀涅槃的人们的脸谱，也有夜叉在佛尊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惶恐不安的表情（16）。此外，这些壁画中还反映出当时回鹘人生活的情况：他们的住宅围有院墙，庭院中栽有花木，贵族男女手捧供花，男的着唐式衣冠，穿半长靴，女的穿唐草文样的大襟衣服等（17）。
（2）音乐与舞蹈 北宋王延德在其《使高昌记》中记高昌回鹘“乐多琵琶、箜篌”，“好遊赏，行者必抱乐器”。高昌的一幅壁画中，画有五位最高级的贵族一起用竖琴、吉他、口琴和两种笛子伴唱的情景。经常还有天堂中跳舞的画面，这种画不是库车的那种快速圆圈舞，而是一种艺术性很强、身披飘带的象征性舞蹈（18）。]
（3）戏剧 《使高昌记》中记高昌回鹘王在接见王延德后，“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回鹘人当时演的是什么戏剧？新疆塔里木盆地从古代起不仅以歌舞著称，而且戏剧表演也早已产生。《汉书•张骞传》称汉代西域已有角觝、奇戏。《晋书•吕光传》也谈到当时龟兹的“奇伎异戏”。本世纪德国考古队曾在吐鲁番地区获得译成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抄本的残卷，1959年在哈密又发现上述《会见记》的写本共约293叶，每叶上写有幕数，每幕开头标明演出场地。此写本共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构成。正文主要讲弥勒佛的生平事迹，讲大小地狱及弥勒解救其中受苦众生的情况（19）。参以近代在库车出土的有关戏剧演出场面的文物，可以证明，当时高昌在佛教节目中，在寺院附近群众集会的地方，还用回鹘语演唱动人的佛教内容的剧本，可以视为是回鹘戏剧艺术的雏形，其表演场面为其中两个带面具，穿不同服装，有紧身衣的装束（20）。
（4）印刷术 十九世纪末法国伯希和曾在我国敦煌千佛洞检到几百个十三世纪末即元朝初年回鹘文木刻活字。按，回鹘文系用字母拼音，而这些木活字不采用字母体而成这些一个个草体的单字，和同时代汉族农学家王祯发明的木活字相吻合。这是很奇怪的。这些木活字后被伯希和拿走，辗转存于美国纽约市立博物馆。美国卡德（T•F•Carter）氏所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中只摹印出其中四字：
{K225125.jpg}
上四个字顺着从左到右的次序，读音是Kcigine、yükünür、yiti、is，译意是敬、信、七事。这可能是佛教经典中的四个字。问题是：这几个回鹘文木刻活字并不是回鹘汗国时期的东西，而偏在元朝统治之下产生，所以不够明确。查王祯开始用木活字印书，是在元朝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他在山东旌德县任县尹时（见《旌德县记》），而这些回鹘文木刻活字的年代，恰好也是1300年左右的东西。所以它很可能是元朝初年因在敦煌、吐鲁番一带大量翻印佛典，就把王祯那一套汉文活字印书的办法用在畏兀儿地区所留的痕迹。但无论如何，从此可以证明畏兀儿人当时曾使用活字版，印刷术有很大的进步。
（5）历法 现今新疆维吾尔族的穆斯林常使用阿拉伯的历法，即俗称回历，那是因为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大至南疆西部从十世纪以后，北疆从十五世纪开始，使用了这种历法。在这以前，维吾尔族用的是什么历法？我国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及普鲁士发掘团都曾先后在吐鲁番得到回鹘文的历书残页。据专门家研究，历书上所记的日子系用粟特语、汉语、突厥语三种称呼，用粟特语记七曜名称，汉语记十二天干，突厥语记十二生肖。一般人以为“七曜”来源于基督教。而中国汉族历书中首次用七曜，据说在唐开元七年（719），由中亚康国人晓天文的摩尼教徒大慕阇（moza，中古波斯语，意为传教士）开始传入。后来敦煌曾发现唐朝后期的历书数册，都是七曜历，其日曜下皆有朱印“密”（mir，粟特语，意为日曜日）字，其余六个曜日，也各注有粟特语的译名（21）。另一证明是，北宋王延德使高昌是，记当时高昌“用唐开元七年历”，可见回鹘人用七曜历是从唐朝开始传去。吐鲁番出土的另一种历书，一年中从二月到十一月，都用数目次第为名，唯独第一个月和末一个月名“挨勒玛依”（{K225122.jpg}r{K225122.jpg}mai）和“喀啊沙柏第”（caγsapat意为斋月），有似汉族阴历中正月、腊月的特称，每月上旬叫做“隐谷”（yangy意为新），也似汉族阴历每月上旬的初几。回鹘历法受汉族的影响至为明显
（6）回鹘文 回鹘西迁、汇合、定居在吐鲁番盆地的初期，文字方面大概还用过一个时期的突厥文。后来逐渐确定采用粟特文的字母，经过修改后作为拼写自己语言的符号而成为回鹘文。回鹘文的字母共22个，原从左到右横写，后又从上到下直写，其行次则从左到右，一般无印刷体，只有书写体。随着农业定居生活的发展，回鹘文得到更大范围的使用，它不仅翻译了大量佛经，而且也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高昌回鹘境内回鹘文的文献保留到现在的仍不少，除零星的契约文书外，主要的依其写作年代排列，介绍下列三种：
（a）《乌古斯可汗传说》。这是未经十四世纪波斯史家拉施德•丁掺入伊斯兰教色彩的维吾尔族最早有关自己始祖的民间传说。从其中有关的地名和内容来看，传说写成的时间大约在十四纪，地点确在天山南路（22），为一无名氏回鹘人的手抄稿。其原件有一大部的残篇辗转流传而被保存在法国巴黎查理•余非尔（Herr Charles Schefer）氏的藏书库中。十九世纪末由俄国突厥语学者拉得洛甫取来影印，收入他的著作《福乐智慧•导言》之中。
（b）《金光明经》（为大乘派《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简称）。汉文译者为唐义净，回鹘文的译本是从汉文译成的。译者为五代后唐时（923—936）西域别失八里回鹘佛教僧入详古舍利。回鹘文本《金光明经》第一卷中尚包括有不见于汉文本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的两个故事和《四天王赞》、《八大圣地制多赞》和书末的回向文（为抄经人所撰）。此书长斯以来一直是世界突厥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1941年葛玛丽在其名著《古代突厥语法》后面所附文选中，对该书第一卷第二十六品“捨身饲虎故事”进行了研究；1945年土耳其学者S•恰恰台在题作《金光明经中两个故事研究》一书中也研究了捨身饲虎故事和回鹘文本书前之张居道的故事（后者也不见于汉译本）；1979年西德洛贝林教授（K. R{K225126.jpg}hrborn）、与毛艾（D.Maue）氏合作研究了第一卷中的《八大圣地制多赞》（也不见于汉文本）。所以回鹘文本《金光明经》有其独特之处，成为研究古代维吾尔语言和宗教（佛教）的基本材料。该书最完整的本子为1910年俄国马洛夫从甘肃酒泉裕固族地区购得当地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的译本，共397页，现存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列宁格勒分所（23）。
（c）《玄奘传》（为《菩萨大唐藏法师传》的简称）。这是玄奘的弟子慧立记述他老师的生平、西行求佛经的经过的文献。回鹘文的译本则为五代后唐（923—936）时西域别失八里（即唐北廷）回鹘佛教僧人详古舍利所译。原抄本1930年新疆出土，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法国伯希和弄到法国魁梅（Guimet）博物馆；另一部分由前清华大学袁复礼教授购到，送给北京图书舘，共204页，1932年借给德国女学者冯•加班（中国名葛玛丽），抗战后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家昇教授加以整理，由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出版，装钉成帙。
（7）医药 西域各族人民对扩大和丰富祖国医药资源一向有其卓越的贡献。唐代两部总结性的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卷15）和《外台秘要》（卷14）中都载有《西州续命汤》。西州即高昌，不言而喻，《西州续命汤》是古代吐鲁番一带各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所总结古代的医药成就。五代、北宋时期，一部分回鹘人西迁、汇合、定居在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这里出产药材很多，常运往内地，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三十六人对于长春殿，献香药等（《宋史•回鹘传》）。在元代，畏兀儿的军医月举连赤海牙曾在四川合州的钓鱼山，“奉命修麴药以疗师疫”（《元史•月举连赤海牙传》）。翻译家安藏曾将《难经》、《本草》译成回鹘文（《新元史•安藏传》）。
（8）宗教信仰 回鹘西迁、汇合、定居吐鲁番及塔里木盆地后，曾信仰摩尼教、佛教和景教。这些宗教传播虽同统治阶级的关系很密切，但对古代回鹘文化的影响也不小。
（a）摩尼教。回鹘人从前在鄂尔浑河流域时期已从唐朝传入摩尼教。
西迁后，甘州、高昌、于阗等处都有摩尼教的流行，这有许多汉文史料、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壁画和写本以及用回鹘文或摩尼文字母书写的《摩尼教徒忏悔辞》可以证明。
（b）佛教。西域原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回鹘未西迁定居前，西域早已盛行佛教。西迁后，回鹘人先信仰摩尼教而后奉佛教，所以有些回鹘佛典中称“梵天”（梵语称Bγuhma）为“挨次鲁亚”（Azγua），“帝释”（Indra）为“和尔模次他”（Khormuzta），将佛教诸神披上摩尼教的神名。从目前所知道的已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来看，可以说当时有关佛教的主要经典都已先后译成了回鹘语，其中绝大部分为佛教大乘派的作品，如《金光明经》、《法华经》、《华严经》等，都是译自汉文的。当时在佛教节日中，在寺院附近群众集会的地方，还用回鹘语演唱动人的佛教内容的剧本。北宋王延德使高昌时，曾新眼看到高昌五十余座佛寺中都存有唐朝的扁额，寺中有《大藏经》。他还访问了北廷唐贞观十四年建立的佛寺。
（c）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因继承聂斯托里（Nestorius，约334—440）的宗教主张，故又称聂斯托里派。聂思托里原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他因主张基督具有神和人的双种属性，被正统派斥为异端，处以死刑，他的信徒逃往波斯。八世纪时，此派在亚洲得到广泛的传播，在我国内地则取名为景教，在新疆也曾发现此教的残卷。前普鲁士发掘团在吐鲁番发掘，证明高昌地区在信奉摩尼教的同时，已有景教的流行，即多数人信仰摩尼教，少数人信仰景教。到蒙元时期（即元朝成立前），新疆的景教，因同当地的风俗习惯相混合，至少形式上很有些变化。当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来的传教士卢伯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曾东来蒙古和林谒见蒙古的蒙哥大汗（宪宗）。卢伯鲁克在他所写的《遊记》中记他经过新疆某城时，曾亲眼见到当地礼拜寺中的景教徒已不用耶稣基督像和十字架，而另持黑色的小十字，寺中箱子上面放有非基督教的香炉（24）。蒙元时期，畏兀儿景教徒促使伊儿汗国中的蒙古人和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国王相往来。如畏兀儿人勒邦•马可司（Rabban-Marcos），他出生于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附近，在1281年被景教教会任命为驻巴格达景教的总主教。他的朋友勒邦•扫马（Rabban Cauma）被伊儿汗国的国王亚尔浑（Argon）任命为使臣，到达当时东罗马的首都君土坦丁堡，见过罗马教皇，又去拜望英、法国王。他带去的国书，其文字用回鹘文，上盖有伊儿汗国的国玺（25）。他们对加强蒙古人与欧州基督教国家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新元史•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传》。
②见拙稿《高昌回鹘亦都护谱系考》，载《西北史地》1983年4期。
③《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下附《突骑施》、《通鉴》卷249唐大中十年（856）三月条、大中十一年（857）十月条。
④《元史》卷122《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传》。
⑤同上注②。
⑥转引自雅库波夫斯基《阿拉伯和波斯史料中有关九至十世纪吐鲁番王国的记事》，1947年列宁格勒出版，俄文本，第423页，又见《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三。
⑦拉得洛甫《回鹘文献纪念集》、1928年列宁格勒出版，德文本，第40、41件。
⑧《元史》卷124《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中记西辽末年高昌回鹘国王月仙帖木儿听说国人哈剌亦哈赤北鲁聪敏习事，特从唆里迷迷地方（今焉者）征为断事官。
⑨参考吉洪诺夫《十至十四纪维吾尔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制度》，198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九章“封建主与属民”。
⑩《突厥语辞典》，乌孜别克文本，第1卷第184、447、505、508、509页（陈宗振译稿）。
（11）《册府元龟》卷972、《五代会要》卷28、《旧五代史》卷138、《续资治通鉴》卷361。
（12）《册府元龟》卷927、《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七》、《宋史•回鹘传》、《宋史•于阗传》。
（13）转引自拙稿《五代宋辽金时期回鹘人民和祖国各地经济的联系》，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3期。
（14）《突厥语辞典》乌孜别克文本第1卷第545、546、578页，土耳其文本第3卷第128页（陈宗振译稿）。
（15）转引自《维吾尔史料简编》下册第5章3节。
（16）A•冯加班《回鹘壁画》，转引自《突厥语研究通讯》、1983年北京出版，第9期第32页。
（17）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198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2页。
（18）同上注（16）《通讯》第42页。
（19）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载《文史》第12辑。
（20）熊谷寅夫《库车出土之彩画舍利容器》（载《美术研究》，1957年），秋山光和《伯希和所得（库车）苏巴什地方出土木刻舍利容器三件》（载上同刊），转引自上注（19）引文注30、31。
（21）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第13—18页。
（22）拙稿《维吾尔族族源考》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198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23）参考耿世民《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打印稿。
（24）卢伯鲁克著、罗克显英译《卢伯鲁克部旅行记》，圣彼得堡版，第114—142页。
（25）卡德（T•F•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英文本，1941年北京翻印，第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