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新疆的考古文物工作者对吐鲁番县的哈喇和卓古墓区TKM88号墓和99号墓作清理时，清出了两枚纸质文书，均两面书写，上有建初二年，承平五年、八年，义熙五年的年号。同时还有干支，建初二年的一件署明干支为庚午，承平五年的一件干支为丙戌，承平八年的一件为己丑，义熙五年的一件为甲午。这两枚文书被收录在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以下简称“出土文书”）里。编者在这些文书的目录和标题上，分别冠以王朝名称和注出绝对年代，建初二年的一件写作“西凉建初二年（公元406年）功曹书佐左谦奏”，承平五年的一件写作“北京承平五年（公元447年）道入法安弟阿奴举锦券”，承平八年的一件写作“北凉承平八年（公元450年）翟绍远买婢券”，义熙五年的一件写作“义熙五年道人弘度举锦券”，此件文书虽未冠以王朝名称注出公元纪年，但编者在注释里说：“暂属北凉时期”。1978年《文物》月刊第6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以下简称“78简报”），对这些年号也作了初步推测。简报称：“根据文书中的干支情况和墓葬中的陶器形制，我们初步认为，文书中的建初、承平、义熙三个年号不可能属于东晋、西凉和北京，但也不会超出北凉以后到麴氏高昌早期即麴坚章和年号界线之外”。于此，对这些年号的归属和年代问题，便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意见：建初二年是否属于西凉？承平五年、八年是否属于北凉？义熙五年是否也属于北凉？弄清这些问题不但对于研究吐鲁番地区的中古历史，而且对于研究十六国、北朝时期西北地区的割据政权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试就这些年号年代问题略抒己见，以求正于诸位学者。
一
建初二年庚午岁功曹书佐左谦奏（75TKM88∶1（a））究竟属不属于西凉？笔者以为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文书本身反映的历史真实，便不难得到回答。建初，故然西凉李暠使用过这一年号，但其所书该年干支庚午却与西凉建初二年丙午不符。是否书写有可能将“丙”误为“庚”？我们从文书系官府文书，而且整个文书书写恭整来看，书写者是不可能误写的。文书明确告诉我们，书写者的身份是功曹书佐。功曹书佐自两汉以来都是郡太守下的曹官，主办文案，起草和缮写文书，对于公文呈式要求是清楚的。从文书内容看，这是一件奏请令补西部平水的任命令，西凉的功曹书佐是不可能越郡太守而直接上奏于王的。再从这件文书的习惯用语上分析，文末称“奏诺纪职奉行”，署名下称“奏”也与西凉、北凉这一时期习见的官府文书末称“明案奉行”、“事诺奉行”和落款称“白”或“上言”等有所不同。据此我们判定，这件文书的年号是不属于西凉时期的。
那么应属于那一王朝呢？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从文书所书干支上加以考查。文书所书干支是庚午，从西凉以下第一个庚午是公元430年，即北凉沮渠蒙逊承玄四年，①当年高昌作为一个郡属蒙逊所辖；第二个庚午是公元490年，当时高昌正处在割据时期；第三个庚午是公元550年，从出土墓砖和文书证实，这一年是麴氏高昌第四王麴玄喜统治，玄喜建元永平，永平二年是庚午岁②。第一、第三两个庚午，它们都各自有其建元纪年，年号和年数都不相对，因此，它们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而第二个庚午（即公元490年）呢？史籍记载不但甚少，而且彼此抵误，这就需要我们着重研究。
查《魏书•高昌传》记载，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北凉王沮渠安周为蠕蠕（亦作茹茹、柔然、芮芮）所杀，蠕蠕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太和（公元477—499年）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其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又载：“五年，高车王阿伏至罗（原作可至罗，此据纪传改）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根据这个记载，太和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当在公元477年，岁余为其兄首归所杀，当在公元478年。五年，高车王阿伏至罗杀首归兄弟，此五年即公元481年，“78年简报”曾据此说，亦认为此年为阚首归被高车王所杀。但据同书《高车传》和《北史•高车传》记载，“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豆仑犯塞，阿伏至罗等因谏不从。怒，率所部之众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又据《魏书•孝文帝纪》载：太和十一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陆叡讨之。这里《高昌传》所记太和五年，显然是有问题的。太和五年蠕蠕王郁久闾予成尚在其位，其子豆仑也没有继立，豆仑继立据《魏书•蠕蠕传》记载，是在太和九年，即公元485年，这里的高车部也没有从柔然分离，高车部分离出来向西迁徙是在太和十一年，即公元487年，因此这那里能有什么高车王杀阚首归兄弟的事？故疑此五年的“五”字前夺一“十”字。如是，则为十五年，即公元491年方与《高车传》和《孝文帝纪》的记载相合。北魏太和十五年，是年干支辛未，所出建初二年奏文的干支庚午，庚午是辛未的前一年，即公元490年，而辛未按干支应推为建初三年，则此二年其干支正与文书相合。
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阚首归有没有可能建元？从前引《魏书•高昌传》得知，高昌阚氏政权是由蠕蠕所立，蠕蠕自郁久闾予成建元永康之后，阚氏即奉行永康年号达十九年之久，即从公元466年至公元484年，这已为吐鲁番出土残经题款和墓葬出土文书所证实③。郁久闾予成死，其子豆仑继立，建元太平。阚首归是否继续奉行太平年号，史籍没有记载，也没有得到出土文书的证实，但从高车部在没有与蠕蠕分离出来以前看，阚首归是没有理由不奉行太平年号的。当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高车部分离，在高昌西北自立为王以后，这时的阚首归鉴于蠕蠕与高车的对立，为避免其被卷入两个势力的争斗而于己不利的情况下，他是不得不自守其地，因此也不得不自建纪元的，这个“建初”就应该是他自建纪元的具体表现。建初二年，该年干支庚午，当太和十四年，即公元490年。
这件奏文既出自功曹书佐之手，那么为什么又称“奏”呢？前面已提及西凉时期，功曹书佐是郡太守下的椽属，而这个“奏”又应是上奏给王的，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解释？其实从历史发展看，高昌原是西凉的一个郡治，而此时已成为阚氏割据的王国，情况是有变化的，高昌一地所能统治的地方就其范围论纵横不过三、五百里，人口和物产远不如河西割据政权那样广袤殷富，它只能凭据瀚海流沙的险要，居中西交通的孔道，因此在这里建立偏居一隅的政权，是用不着设立那么多层次重叠的行政机构和官吏的。这件文书称“奏”，正说明了高昌阚氏在行政机构上的并省，同时也反映了功曹书佐在职权上的变化。
二
承平五年丙戌岁道人法安弟阿奴从翟绍远举锦券（75TKM88∶1（b）），承平八年己丑岁翟绍远买婢券（75TKM99∶b（a）），两件文书虽然不是同一墓葬出土，但两个墓葬形制相同，相隔甚近，文书书法一致，债主和买主同是一个姓名，因此是可以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讨论的。
承平是否属于北凉政权的年号？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北凉的承平年号作一扼要考查。
北凉政权使用的承平，史籍无载。而是在本纪世初叶以来随着吐鲁番地区不断出土的文物纪年中逐渐明暸起来的。出土这一年号最早的一件文物是1903年德国考察团在高昌故城中掘获的《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碑末题铭有：“〔承〕平三年岁次大梁”。大梁，按岁星纪年推算，干支是乙酉。继后，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又在距离高昌故城不远的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院中获得了写经残卷，其中有两个卷子署为：“岁在己丑凉王大沮渠所供养经”和“大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经，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1972年新疆的考古文物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古墓区发掘TAM177号墓葬时，又清理出来了“大凉承平十三年乙未岁四月大沮渠封戴墓表”和“承平十三年四月沮渠封戴追赠令”木牌。我们试把这几件文物所书纪年按时间先后排列，其年数和干支都可以承前继后，前后连合。北凉政权存在有多少时间，承平年号使用了多少年数？
据《宋书•氐胡•沮渠传》记载：宋元嘉十八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公元441年），北魏拓跋焘攻取酒泉，北凉王沮渠茂虔（亦作沮渠牧犍）弟原酒泉太守沮渠无讳、原乐都太守沮渠安周弃敦煌渡流沙，次年袭据高昌，元嘉二十年继建北凉。元嘉二十年即公元443年，也就是北凉承平元年；承平三年即公元445年，该年干支和年数都与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相合，以下各年由此类推，都一一与之相合。又据《魏书•高昌传》记载：“无讳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为蠕蠕所并”。和平，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纪年，和平元年即公元460年，相当于承平十八年。由此我们得知，继建的北凉政权只存在了十八年，所使用的“承平”年号也只有十八年。
当我们弄清了北凉承平年号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来研究承平五年、八年的年号年代问题了。
承平五年的一件干支为丙戌，承平八年的一件干支为己丑，查北凉承平五年干支为丁亥，承平八年干支为庚寅，都与之不合。而承平五年和承平八年的两件文书年号年数和干支都能前后相连，证明这两件文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由此也说明了此两件文书年号不属于北凉政权。
那么这个承平又该是那个政权使用的呢？笔者试将文讲讨论的建初二年年号按干支和公元年数向下推十六年即公元506年，其干支正为丙戌，恰与承平五年相合。建初二年文书在（a）面，承平五年文书在（b）面，（a）面是官文书，（b）面是间借贷契约，官署文书当用纸的好的一面即（a）面，民间所用只有在官署文书失去效用后才有被重新利用的可能。据此理由，（b）面文书所书年号自应相对于（a）面文书年号。我们寻此索，按干支和纪年数并结合史籍所载作进一步讨论。
据《魏书•高昌传》记载：高昌，“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固礼、麴嘉为左右长史。二十一年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迎接，求举国内徙”。又载：“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麴嘉为王”。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当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即公元497年时，马儒还是高昌王，麴嘉为马儒的右长史，但国人何时杀儒立嘉，于此记载不明。但可以肯定是在太和二十一年以后。据《周书•高昌传》记载：“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本为儒右长史，魏太和末立”。太和共有二十三年，其末年即公元499年。上面我们推定承平五年即公元506年，那么承平元年呢？应是公元502年。此公元499年与公元502年相差只有两年。如果按照称王建元的贯例，头年，即位次年改元，实际相差只有一年。我们再查考史籍，从马儒至麴嘉在高昌称王的，中间没有发现穿插他人。麴嘉原为马儒的右长史，国人推他为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个承平就应当属这时在高昌称王的麴嘉的建元了。承平元年为公元502年，是年干支壬午，承平五年为公元506年，是年干支是丙戍；承平八年为公元509年，该年干支是己丑，这些年数和干支都能连通相合。由此我们便可认定，这两件文书的年号当属麴嘉时期。这两件文书年号的出土不但纠正了《周书•高昌传》等史籍对麴嘉即位年代记载的不确，同时也解决了多年以来学术界对麴嘉统治高昌的起始时间。④
三
义熙五年甲午岁道人弘度举锦券（75TKM99∶6（b）），义熙，“出土文书”把它归在北凉时期，它究竟属不属于北凉呢？回答是否定的。
这件文书年号是写在承平八年文书的（b）面，毫无疑问它记载的年代相对晚于承平八年。文书的债主和倩书（写书立券人）与（a）面文书的买主和倩书姓名也完全一致，书写风格也相同，这就向我们表明，它与（a）面的年号有着直接的关系。文书所书年数为五年，干支为甲午，我们试将年数与干支向上再推四年，即义熙元年干支为庚寅，年数与干支正好与承平八年相接。这就是说承平八年的次一年即义熙元年。这个义熙为何人所使用，使用了多久？
查《梁书•高昌传》记载：“国人又立麴氏为王，名嘉，元魏车骑将军司空公都督秦州诸军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开国公，在位二十四年卒，谥曰昭武王”。上文我们研究了麴嘉立于公元502年，该年干支壬午，那么我们再下推二十四年即公元526年，是年干支为丙午，这就是麴嘉在位的最后一年。由此得知，在这二十四年中前八年麴嘉建元承平，后十六年则改元为义熙，义熙五年即公元514年。承平和义熙都是麴喜所使用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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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座墓葬出土的两枚两面书写的文书年号和年代，建初二年的一件属高昌王阚首归的建元，此年即公元490年；承平五年、八年和义熙五年三件均属高昌王麴嘉的建元和改元，承平五年即公元506年，承平八年即公元509年，义熙五年即公元514年。这些文书年号的出土，不但弥补了史籍记载的缺乏，而且使我们明瞭了高昌王阚首归和麴嘉的纪年问题。
注释：
①承玄年号，按一般年表始自公元428年至公元431年，使用了四年。公元430年为承玄三年。但据酒泉文殊山田弘造经塔残石刻题铭：“承玄二年岁在戊辰二月二十八日丙寅”（参见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七期，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一文）。则承玄元年即公元427年，干支应为丁卯。查陈垣《二十史朔润表》，承玄二年戊辰岁二月二十八日的干支是丙寅，正与刻石题铭相合。故应以当时人所留石刻为准，承玄元年当是公元427年，此公元430年应是承玄四年。
②参见罗振玉《辽居杂著乙编》中《增订高昌麴氏年表》和《高昌砖录•画承章及夫人张氏墓表》；黄文弼《高昌砖集》中《高昌国麴氏纪年》和砖文“画承附及夫人张氏墓表”，黄氏以“章”为“附”。又，1969年在阿斯塔那TAM114号墓出土了“永平二年庚午岁张务忠妻高氏墓表”，1973年TAM524号墓又出土了“庚午岁礼部残文书”。
③关于永康年号现行一般年表系据《魏书•蠕蠕传》所订，从公元464年至公元484年共二十一年。但《魏书》在北宋初年部份散佚，《蠕蠕传》就在其列。现行《魏书•蠕蠕传》系后来刘恕等人转采《北史》、《高氏小史》及《脩文殿御览》等书补撰，其年号可能有误。据王树柟《新疆访古录》所载：吐鲁番出莲华经残卷，末署“永康五年岁在庚戍七月”。按当年干支推算，永康五年是公元470年，永康元年即公元466年。由公元466年至公元484年正当永康元年至十九年。又，1975年在哈喇和卓TKM90号墓出土了“永康十年”、“永康十七年”残文书，则说明阚氏在此期间是奉行的蠕蠕永康年号。
④关于麴嘉即位年代，《魏书•高昌传》、《北史•高昌传》均叙于太和二十一年马儒表请内徙之后，而《资治通鉴•齐纪》定为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年），罗振玉《增订高昌麴氏年表》从《通鉴》说：黄文弼《高昌国麴氏纪年》从《周书•高昌传》太和末说，订在公元499年。近见《文物》1981年第一期《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一文，亦从黄说。但都是依据的史籍记载，此承平五年、八年文书出土则证实了这些记载和各家所从之说都是不可据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