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上半叶，金山地区的部族活动情况与稍前时期相较，已有明显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如下事实上：原服属于回鹘、黠戛斯或因这些部族的强大而为人忽略的土著部族又活跃起来，在不同的史籍中留下其活动的记载。其中之一，便是唐代即已著名的拔悉密部。
关于唐代的拔悉密（拔悉密、拔悉弥），最基本的史料为《通典》卷200，《太平寰宇记》卷199，《新唐书》卷217，以及伯希和1283号敦煌藏文文书《北域诸君王统志》。对这些史料中出现的拔悉密的考定，我们将结合下面的有关内容加以涉及。这里只须提及拔悉密在唐代活动的一般情况：贞观二十三年（648）高品平车鼻，拔悉密吐屯达官服察率部降唐。后役属后突厥。开元四年（716年）默啜死，复归唐。归唐之拔悉密（可能是拔悉密的一部分）时已南迁北庭都护府境内。唐谋发兵征东突厥，授拔悉密首领执米啜为金山道总管，领两面军事，归王睃节制。七年执米先发而余军不至，战大败，复并入突厥。开元二十九年突厥国乱，其首领阿史那施结回纥、葛逻禄部，扶立乌苏米施为汗。既而又自立，以回纥、葛逻禄首领为其左右叶护。天宝二年（743）攻杀乌苏米施，报捷唐庭。三年（744）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复自立为汗，将兵攻杀阿史那施，其部乃并入回纥，为其十一部之一，号客部，每战常为先锋。
我们所能知道的拔悉密在唐代的活动到此为止。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及其灭亡后的拔悉密部情况，汉文史料绝少记载。无疑，在回鹘汗国统治下，拔悉密不可能以强大部族的姿态活动于北方草原，但即使服属于回鹘，拔悉密似乎亦未完全溶入回鹘当中。黠戛斯灭回鹘汗国后，“拔悉密”之名重新出现。在回鹘文书、敦煌汉文文献与穆斯林文献中可以找到一些有关拔悉密的资料及报道；到11世纪，在汉文史料《辽史》中也重新见到有关拔悉密（此时写作“拔思母”）的记载。以下就上述有关资料作考察。
所述回鹘文书，见于克劳森（G•Clauson）《两件回鹘公文文书》一文，属于11世纪。据此文书，拔悉密活跃在裕勒都河谷与伊犁河流域之间，是西州回鹘下属焉耆一带边防城范的对象①。而出现“拔悉密”之名的敦煌文书则指的是成文于930年前后S6551讲经文。此讲经文中在述及西州回鹘强盛时，称“遂得葛禄、药摩（Yaghma）、异貌（？jiзmiεu＜Yemak）、达但，竟来归伏，争献珠金；独西（duk-xiei＜Tukhshi）乃纳驼马，吐蕃送宝送金；拔悉密则元是家生，黠戛斯则本来奴婢……”。在张广达先生、荣新江同志就此讲经文所作的研究文章中，对上述各部作了逐一考订，把其中的拔悉密与上述回鹘文书中记载到的活动于裕勒都斯河谷至伊犁河流域之间的拔悉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写道：“讲经文告诉我们，这种臣属关系（指拔悉密对回鹘的臣属关系——引者）到西州回鹘初期仍未改变”，而上述回鹘文献中出现的拔悉密已成为回鹘防范的对象，“说明已与早期情形有所不同”②这两种文书中出现的拔悉密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在此不多及。更多地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与金山地区有关的拔密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反映在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马卫集《动物的自然属性》和《辽史》中。
一、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③的记述
在《突厥语大词典》第242叶有“拔悉密”词条，称：“拔悉密：突厥的一个部落”。而在第20叶，马合木•喀什噶里排列出突厥诸部的地理位置，其中亦有拔悉密。此排列表如下：
一，佩彻涅格（bacanak）；二，钦察（qifc āq）三，乌古思（o γuz）；四，耶马克（Yemak）；五，巴赤吉（bas γirt）；六，拔悉密（basmil）；七，Qay；八，yab āpu；九，鞑靼（tat ār）；十，黠戛斯（qirqiz）；最后一个离契丹（Sin）④最近。
马合木•喀什噶里的这两条记载反映了拔悉密在十一世纪时的重要地位。在喀什噶里的概念中，拔悉密已是一个与黠戛斯、回鹘、耶马克等部处于同等地位的大部。但是，由于喀什噶里除了说到此排列表中的部落是“从那些最靠近拂林（Rum）的开始”和“黠戛斯……离契丹最近”之外，并未在排列表中给出任何其他可用作地理座标的内容。因此，为了确定拔悉密的地理位置，我们须更多地依赖喀什噶里的其他记述。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喀什噶里记下来的几首突厥语韵诗和他用阿拉伯语对这些韵诗所作的意译（译文中加进了喀什噶里自己的解释），这些韵诗反映了东部喀喇汗王朝与北边异教徒突厥部族进行的一场战争，在此战争中，拔悉密是作为异教徒部族之一而出现的。以此为基本依据，结合其他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喀什噶里所记拔悉密的活动时间和大致居地。
第一首韵诗见于231叶bic γ ās（意为“人们中间的‘一种契约或惯例’，等等”）词条下⑤喀什噶里把这首韵诗意译作“请求可汗在与Yab āqu的战争中予以帮助：‘我的人民写了一份不反对国王的忠诚契约（kitab al’ ahd wa-l-bay’ a，一份忠诚的契约——引者）；丨他们甚至立下了一个坚定的誓言；他们从汗那里寻求援助丨；因为现在拔悉密部落和comül部落聚集起来要与我们作战。’后来，可汗战胜了他们并把他们俘虏了”。
第二首韵诗见于第421叶，在词根qomit-（词组üdig mani qomitti意为“思念（爱人或故乡）使我焦急”）下⑥。喀什噶里就这首韵诗所作的译释是：“描述与Chazi Arsl ān Teg īn 进行战争的拔悉密部队；拔悉密煽起（hayyaja，即qomitti一词——引者）他们的部队丨同我们作战丨；他们全都聚集起来了；他们追逐狮子（可能即指Arsl ān īeg īn——引者）；丨但当他们看到我们时，他们的眼睛眩惑了并且丨他们因害怕而头晕目眩了。”
第三首韵诗记于600叶之ta η（意为“黎明”）之下⑦。喀什噶里把它译作：“我们将在拂晓时出发，要去寻Budras 丨 Yab āqu的一个男子丨的血丨和血债丨；并要去烧死拔悉密的异密（指匐beg——引者）。现在，让年轻的男子们聚集在他们的骑兵队里吧”。
治喀喇汗朝史的学者们曾对这些韵诗所反映的史实作过研究，他们将这些韵诗中提到的战争置于东部喀喇汗王朝之马赫牧德统治时期，即约伊斯兰太阴历451（公元1059/60年）至伊斯兰太阴历467年（公元1074/75年）⑧。其发生的地点往往被置于伊犁河和额敏河上。然而，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应重加论证。
先让我们来分析喀什噶里所记韵诗和这些韵诗中提到的战争的时代。我们说，从上述三首韵诗中，很难判断战争的发生时间，但《突厥语大词典》别一处的记述却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判断的依据。在第545—546叶“bokq”词条下，有一大段释语，其文如下：
boka“巨龙”……此词被用作勇士的名称；例如，Yab āqu首领之一被称作boka budras。当Chazi Arsl ān Tegin带着4万穆斯林向boka bud-ras率领下的70多万异教徒进攻时、最高真理使这些异教徙崩溃了。
马合木说⑨：“我问一位亲历这场战争的人、异教徒在拥有人数众多的军队的情况下，为什么被打败了？”……我说：“这是存留于所有穆斯林之间的先知（真主保佑他并予以他平安）创造的奇迹之一”。
这一释语的前一段出现的budras（此处写作boka budras，boka可能是其号）和Chazi Arsl ān Tegin正是上述韵诗中出现的交战双方的首领。因此，这一段释语中所述的战争应与上述韵诗中的战争是同一事。而从马合木•喀什噶里曾亲自向经历这场战争的人询问有关情况这一事实来看，这场战争的发生时间以及马合木•喀什噶里记下有关材料的时间很可能在他生活于东部喀喇汗王朝期间。而据治喀喇汗王朝史的学者们的意见，喀什噶里可能即博格拉汗穆罕默德（公元1056/57—1057/58年在位）的孙子、巴尔斯罕（在伊塞克湖南岸）艾米尔候赛因的儿子。公元1058年，东部喀喇汗王朝内部发生宫廷政变，博格拉汗穆罕默德的一个妃子毒死了博格拉汗及家庭中许多人，扶他的幼子伊卜拉欣登上汗位。在这次宫廷政变中，喀什噶里幸免并逃出东部王朝，到了布哈拉，以后经尼沙普尔到达巴格达，并在此根据其流亡前的考察写成《突厥语大词典》⑩。因此，我们说，把喀什噶里韵诗中提到的东部喀喇汗王朝同北方异教徒之间的战争定在马赫穆德托格雷尔汗统治时期（公元1059/60—公元1074/75年）可能过于晚了，这一战争更可能发生于公元1058年之前。
现在让我们转到这一战争发生于何处的问题上来。这一问题实际上与喀什噶里所述拔悉密的居地在何处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在治喀喇汗史的学者们的研究中，这一战争的地点往往被置于伊犁河、额敏河上。寻其根源，这一说法出自巴托尔德。他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讲到：“有关这次战役的诗句中也记述了伊斯兰教军队首先横渡伊犁河，其次是雅马河，即叶密立河（额敏河——引者）”；“在（伊奇奥哥士（11））更北的地方流过的雅马河，大概就是叶密立河，这地方就是现在的楚库楚城的所在地”。实际上，喀什噶里有关这次战役的诗句根本未提伊犁河。在上述出现拔悉密一名的三首韵诗和释语中没有“伊犁河”字样，在其他有关这次战争的韵诗中亦见不到。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不知道巴托尔德何以作出如此结论。引出这一结论的可能是下面一首韵诗。这首韵诗在《大词典》第266叶Koc（短语sukocti意为“部队（或其他）出发了”）词条下有：
tünla bila kocalim
yam ār suwin kacalim
tar η ǖk suwin icalim
yuw γa ya γi uwuls ūn
其中的bila（介词，“在……时候”，“同……一道”之意）很容易混淆作Yila；而第一行中的kocalim（“我们要出发”）又很容易被识作是与第二行中的kacalim（“我们要横渡”）相同的词。但是，在此韵文下喀什噶里有释语作：“我们要在夜间出发；我们要渡过Yam ār—（这是一条大河）；我们要喝湿气很重的水；因此，背离我们而去的敌人将要在我们手中灭亡”。对这一释语，巴托尔德不应该视而不见，而且，作为精通穆斯林史料和突厥民族历史文化的大家，巴托尔德出现上种的疏忽亦不可思议。但是，喀什噶里所记的有关这次战争的韵诗中未出现过伊犁河，这却是一个事实。因此，我们说，巴托尔德关于这次战争中伊斯兰教军队首先横渡伊犁河的说法是非常可疑的。 而被当成额敏河的Yam ār，正是我们确定拔悉密居地的关键。尽管在出现拔悉密之名的三首韵诗均未提任何地名，但从三首韵诗反映的情况来看，拔悉密无疑是与yab āqu居地相近、因而一起活动的部族。而对Yab āqu的居地，喀什噶里有明确的记述。在《突厥语大词典》第465叶“Yam ār”词条下记载道：“Yam ār，某地的名称，在这里流过Yam ār之水（Yamār suwi），Yam ār之水是一条Yab āqu漠野上的大河”。因此，我们说，拔悉密亦当居于此“Yam ār之水”流过的地区附近。
那么，这一“Yam ār之水”何指呢？上条记述中把Yam ār之水说成是一条大河；把“一条大河”比对成额敏河看来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在《突厥语大词典》第22——23叶所附的园形地图（12）上，此河的大致位置是清楚的：它位于也尔的石河东北，在也儿的石河与一条未署名的大河（13）之间。在也儿的石河东北方的大河只能是鄂毕河。鄂毕河有名yamār，为下列史料所证实：一，《圣武亲征录》记载，术赤征吉利吉吉思时，曾追击到亦马儿河。从术赤的征战方位来看，此亦马儿即鄂毕河；二，据图理琛《异域录》载，鄂毕河系俄罗斯人所名，当地巴拉巴惕人呼为牙巴理河；三，乾隆《内府舆图》（即《十三排图》）于鄂毕河上游尚标名雅巴尔河；四，《史集》中载有“亦必儿失必儿”之名，是叶尼塞河之西范围很大的地区名称，据研究，此名中的“亦必儿”当来自Yam ār—名（14）。
因此，我们说，马合木•喀什噶里所记韵诗和他对这些韵诗所作的阿拉伯语译释中提到的战争应发生于鄂毕河流域；而包括拔悉密（Basmil）在内的异教徒当是活动于这一地区附近的突厥（或突厥化了的）部族。这使我们联想到了唐代拔悉密部居地的情况。《通典》卷二○○《拔悉弥》记载：“拔悉弥……在北庭北，海南、结骨东南，依山散居。去敦煌九千余里”。森安森夫根据《通典》的这一记载，结合伯希和1283号藏文文书的有关记述，把唐代拔悉密的居地置于金山南北，其地包括今准噶尔盆地之东部，蒙古科布多省，北界抵鄂比河上游支流卡通河和叶尼塞河上游支流克姆契克（“小谦河”）河（15）。显然，从八世纪初至十一世纪，拔悉密的基本居地并无多大变化。如果说上面提到的活动于裕勒都斯河谷与伊犁河流域之间的拔悉密是因为部族形势发生变化（这其中包括葛逻禄、吐蕃、回纥对北庭的争夺，以及回鹘的西迁等）而南迁的部分，那么，上述马合木•喀什噶里所记韵诗中的拔悉密部当是留在其原居地、在11世纪上半叶又重新活跃起来的部分。
在《突厥语大词典》第52叶ār bori（意为“鬣狗”）词条下记有一首韵诗（16）和马合木•喀什噶里的译释，其内容可能和上面讲讨论到的韵诗的内容有关。据此，我们可对上述战争发生的地点作进一步的推测。马合木•喀什噶里的译释如下：
描述被击溃的战士中的一个，这一战士被他（诗作者？——引者）收捕了：“当你看到我时，你为何不逃离我而去，并涉过Yam ār支流（Xal īj）？为什么你不抛弃你的财产丨而逃生丨？到现在你可能丨被杀且丨被鬣狗吃掉”。 原诗第二句本意为“（你为什么）不渡过Yam ār水”，而喀什噶里在释语中写成“Yam ār支流”。这一“支流”很可能指的是鄂比河上游某个支流。在《突厥语大词典》第88—89叶“usit γan”词条和第163叶“kür”词条之下所记韵诗和喀什噶里的释语中，记述了穆斯林军队与活动于也儿的石河上游地区的另一北面异教徒突厥部族——耶马克（Yemak）（17）攻战的情况。看来，也儿的石河上游地区及金山北部地区在11世纪受到喀喇汗朝的重视、常需喀喇汗朝派兵应付，这可能与辽朝的活动所引起的漠北部族向西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二、马卫集书中的拔悉密
（一）马卫集的记述
马卫集《动物的自然属性》（18）有关中国的一章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去往契丹的旅行者由Sānju行半月路程后，抵shārī一集团，此集团因他们首领之一的名字Basm•l（*Basmil）而为人所知，他们是因害怕割礼而从伊斯兰逃往此地的（19）。
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得知：十一世纪另有一部拔悉密（20）在东部地区；他们不是原来就居住于此的部族；他们来到这里之前曾与伊斯兰世界发生联系。那么，他们是从什么地区迁到这里来的呢？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其迁来的时间和他们的活动地望。
（二）马卫集所记拔悉密迁来的时间及其活动地望 对此部迁来的时间，我们可由上述史料的史源分析中得一大致结论。经仔细研究，米诺尔斯基在其对马卫集书之《中国》一章所作的注中说到：“这一章是由各种来源的引文编纂而成的混杂物”，并指出这一章的史源有这样几组：a）阿拉伯航海者的一些古代的（九至十世纪的）报道；b）一些唐代（九世纪早期？一米诺尔斯基）到过京城khumdān（咸阳）的陆路旅行者；c）某些可能是在十世纪初访问过京城yinjūr的商人；d）杰依哈尼（jayhani）个人收集的材料（十世纪早期）；e）418年/1027年由契丹来的使者的材料；f）马卫集自己的评论。上引拔悉密的材料（米诺尔斯基所分之第20节）属于e）组，也就是说，它是从1027年来的契丹使者那里得到的材料（21）。这样，我们说，拔悉密迁来的时间一定不会晚于1027年。
据米诺斯基对马卫集书之《中国》一章的分析，这一部落的居地位于去往可敦城的行程上，在sānju和可敦城之间；这一可敦城被置于天德军附近（22）。那么，确定此部居地的关键是搞清sānju究指何地。米诺尔斯基不太肯定地说这一地名指的是沙州。但在马卫集书中，“沙州”有其自己的正确形式sāju（23）。因此，这一sānju应是区别于沙州（sāju）的另一处地方。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曾出现过shānju一名，伯希和把它考订为鄯州（24）。《宋史》卷四九二《厮角罗传》也提到鄯州，说“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我们倾向于认为：马卫集书中的sānju指的也是此鄯州（治今青海西宁）。而“shāriya之一部”拔悉密的居地在此鄯州至天德军方向行半个月路程的地方，那么它的大致地望应在西夏国东北、河套西北。
（三）前人就此拔悉密所作考订中的问题
从米诺尔斯基开始，研究者们往往把这一部分拔悉密人同Sari-yughur人或黄头回鹘人联系起来；对此拔悉密由何处迁来问题的看法亦不尽相同。下面是有关这一问题的两种主要意见：
第一种：哈密屯在《仲云考》一文中认为撒里畏兀儿（Sari-yaghur）即黄头回纥，并提出假设：“至于十一世纪时在于阗东部边界出现的不信教的黄头回鹘人，我认为他们很可能是一个操突厥语的佛教部族，由于伊斯兰教徒从疏勒向和阗推进时，把他们从塔里木盆地驱逐出来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面对伊斯兰教徒们逐渐向东扩张的趋势，这些被称为黄回纥的佛教徒们也不断向东北朝着中原地区靠拢，最后于十二或十三世纪到达了他们现在占据的地盘，即中国甘肃的肃州和甘州之间的大道上”。在其文下所作的注中，哈密屯基于以下几点把马卫集的拔悉密与其假设联系起来；A.“在马外齐（马卫集一引者）的著作中，拔悉密是十一到十二世纪左右黄头回纥部族首领的名字”；B.“在九一十世纪时这些部族（指后人在实地考察时所发现的撒里畏兀儿人中的突骑施、黠戛斯部落和马卫集的拔悉密）并不居住在甘州地区，因为那里从来也没有发现过他们的踪迹，而更可能是居住在回鹘领土之西，这些部族在那里是很著名的”；C.因为马卫集的记述中提到：这些拔悉密人是害怕割礼而从伊斯主教地区逃到这里的（25）。 第二种：米诺尔斯基在《马卫集》中指出：“这些被说成是由伊斯兰也即某一更西地区逃来的shāriya似与甘肃的Sari-yughur人有关”；“他们对伊斯兰的恐惧可能涉及喀喇汗王朝在中国突厥斯坦的出现”。但米诺尔斯基在作此比对时，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之上的，他认为，Sari-yughur即甘州回鹘人（26）。这一点与上述哈密屯的推测是不同的。
上述两种关于Sari-yughur的意见，属于撒里畏兀儿（裕固）族源问题，已超出本文议题，兹不赘。这里只分析其中有关拔悉密与Sari-yughur的比对。先让我们来看看哈密屯的说法。首先，我们说，黄头回鹘东迁的时间与上述马卫集的拔悉密出现于sānju东面（或东北）的时间是不相符合的。从《宋会要辑稿》中可知：直到1081年时，黄头回鹘仍居住于于阗东界（27）。而哈密屯本人亦认为，黄头回纥是在十二或十三世纪到达肃州、甘州之间的大道上。然而，从上文所提到的米诺尔斯基对马卫集论中国一章中各种史料的分析来看，这些史料均来自十一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报道，我们所讨论的有关拔悉密的记载，是属于1027年以前的东西。
其次，须指出：哈密屯把拔悉密说成是“黄头回纥”部族首领的名字，这与马卫集原文有出入。马卫集并未提到sari-yughur，而是在此处写作shari；“shari=黄头回纥”只是米诺尔斯基的比附。再次，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九至十世纪不见于甘州地区”的拔悉密人曾经活动于塔里木盆地。
再让我们来看米诺尔斯基的意见。我们说，这一意见中的可疑之处是明显的：如果马卫集的“shāri之一集团”拔悉密指的是sari-yughur，而sari-yughur就是甘州回鹘，则无法解释这些shari逃避伊斯兰的事实，在甘州回鹘境内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马卫集所记拔悉密的原居地究在何处？
（四）“shāriya”一名的解释及马卫集所记拔悉密的原居地
或许米诺尔斯基本人也意识到了其比对中的矛盾之处吧，因而又不太肯定地说到：“shāriya更重要的集团（这一集团成为联系西部亚洲和东部欧洲的环节）被置于前一集团西北约3000公里的地方。如果他们名称上的一致表明他们从属于同一民族，那么后者必定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且在非常广阔的地域内散布开来”（28）。
这里所说的远在西北的另一部分更重要的shāri人，指的是马卫集在其《突厥》一章述及十一世纪初民族大迁徙时谈到的部族之一al-shāriya（马卫集原文见《马卫集》P18，英译见该书PP28—30。）
马卫集的al-shāriya一名，在奥菲书中去掉其阿拉伯文后缀作sari。一般认为，此词即突厥语sari“黄色”。对此sāri的来源，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推测，（29）但更为合理的是由巴托尔德提出、经D•A•拉索夫斯基和O•普里察克等人发展了的假说。这种假说认为：此sāri指的是钦察（库曼），也即古罗斯文献中的波洛夫赤（polovtsi，来自ПОЛОВЫЙ，“黄色的，灰黄色的”），而这一“黄色、灰黄色”的色彩概念是突厥游物人表示“荒漠/荒漠之民，草原/草原之民”的一种方法（30）。把sāri比对成钦察的合理性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正是在十一世纪，大食作家和旅行家纳西里•胡思老（Nas irikhusraw）已经把原名为“古思草原”的地区称作“钦察草原”（Dasht-i•khifchākh）。根据穆斯林史料和汉文史料的各种记述，我们知道：“钦察”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部落联盟。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许多部族如耶马克、康里，都被涵盖于“钦察”一名之下。显然，由于钦察部的壮大，“钦察”一名已越来越倾向于以北面突厥部族的泛称而出现（31）。马卫集用“shāri”一名指代突厥蛮、古思以东的突厥人，说明这无疑也是个泛称。
因此，马卫集书《中国》一章中把拔悉密部视作“shāri之一集团”，正说明此拔悉密属于这类与钦察有密切关系的部族。若是，则它只能是我们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看到的活动于金山北部鄂比河上游附近地区的拔悉密。从前文对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所记突厥语韵诗所进行的分析来看，也儿的石河鄂比河上游地区亦属于喀喇汗王朝穆斯林军队与异教徒突厥人相互攻战的地区。马卫集书提到的“shāri之一集团”拔悉密逃避伊斯兰的情况当发生于这种形势之下。这使我们联想到了伊本•阿西尔《金史》中所记载的喀喇汗王朝军队的一次东征。伊本•阿西尔的记叙如下：
408年（1017.5.30——1018.5.19）《记叙突厥人从中国出征和托干汗之死》：
这一年，大批突厥人即超过30万帐突厥各部族人，从中国（向外）侵略，其中有（后来）统治河外之地的契丹人，他们的统治情况以后有机会再叙述。
突厥人外侵的原因是：托干汗统治突厥斯坦时，得了重病，病了很长时间，于是他们（突厥）垂涎那个地区，来到那里，统治一部份地区，掠物抓人，他们距巴拉沙褒为8日程。当消息传到患病的托干汗那里，他祈求真主使他康复，以便去惩罚那些异教徒，保卫该地区。他的祈求实现了。真主满足了他的请求，让他康复。于是他集合军队，去信伊斯兰世界动员人民。22万圣战者汇集而来。当突厥人得知他已痊愈，得知他集合军队及援兵众多，便退回国内。于是他（托干汗）尾随了近三个月，追上他们时他们以为距离很远，平安无事了。他突然袭击，杀死10万多人，俘虏了近10万人，俘获牛羊、营帐和从未见过的中国产金银器皿。他回到了巴拉沙褒，又病倒。后因病去世。
……
另外据说此事是托干汗的兄弟艾哈迈德•本•阿里喀喇汗所为，是在403年（1012.7—1013.7）（32）。
从外侵的突厥人中包括契丹人（或指服属于契丹的部族？）来看，这次的攻战似应发生在天山以北的地区。因为《辽史》中所载的契丹向西的军事行动都是经由西州回鹘北部进行的（如太祖时耶律化哥及后来耶律大石的西征）。而30万帐（乌特比《亚米尼史》作10万帐）的突厥军队必定包括了不少的部族成份；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这些西边部族的某些部分随“契丹人”退往东部地区是有可能的。因此，从“shari之一集团”拔悉密远徙漠南的原因及时间来看，很可能与这次喀喇汗王朝的东征有关。
三、《辽史》中的拔思母 恰在十一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与辽朝发生直接关系的拔思母。《辽史》中的这一部名无疑即Basmil。细察《辽史》，这一时期似有两部拔思母与辽朝发生过关系。一是活动于辽朝境内的拔思母，一是境外的所谓“远夷拔思母”。在辽代，较有显迹的是活动于辽朝境内的拔思母。此部在《辽史》中出现的最早年代为大安九年（1093年）：“冬十月，阻卜乌古札叛，达里底，拔思母并寇倒塌岭”。此后的几年里，拔思母降而复叛，成为辽西南路招讨司镇抚的主要对象。到寿隆二年（1096年）正月，辽朝军队似给予此部以重创，使其丧失“梗边”的能力；而到寿隆五年（1099年）正月“诏夏国王李乾顺伐拔思母部”之后，此部不复见于《辽史》（33）。
从《辽史》关于此部寇倒塌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对此部活动地域作一大致了解。除了上一条（此条见《辽史》卷二十五《道宗五》）外，在《辽史》卷七十《属国表》大安九年10月条下亦见有关于同一事的记载。倒塌岭，应在阴山地区，可知此部活动的大致地望为阴山以北或西北，而从辽朝“诏夏国王李乾顺伐拔思母部”的情况来看，此部离西夏可能并不太远。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把此部置于辽西京道内靠近西夏东北界的地方（34）。从这一活动地望出发，我们有理由认为：此部当即马卫集书中所记载到的“Sāhri之一部”拔悉密。在自金山迁来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此部一直活动于这里。
至于“远夷拔悉密”，《辽史》中亦有三处记载：
1.卷20《兴宗三》：“（重熙十九年/1050年五月）乙亥，远夷拔思母部遣使来贡。”
2.卷69《部族表》“重熙十九年五月条”下：“远夷拔思母部遣使以贡”。
3.卷70《属国表》“重熙十九年五月条”下：“远夷拔思母部遣使来贡”。
显然，三条史料均为同一事。对此“远夷”拔思母，魏特夫和冯家什先生曾说到：“这些‘远夷’似与鄂尔浑碑铭中的Basmyl相同，其名称在1895年被拉施德洛夫写作Basmal，1897年又改作Basmyl。在《唐书》217卷第九页右中被称作拔悉密，以及被马合木•喀什噶里写作Basmyl部，居住于东突厥斯坦，以别什八里为其都城。回鹘人在840年的大灾难后征服了Basmyl，部分地接受了他们的传统（35）。这里，把《辽史》中的这一“远夷”拔思母与突厥卢尼文碑铭、《唐书》以及马合木•喀什噶里词典中的拔悉密作比对是没有疑问的。但在西州回鹘建立后，拔悉密作为独立部族不大可能活动于别什八里。因此，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此“远夷拔思母”所指只能有两个：（一）、前文所提到的活动于袷勒都斯河谷与伊犁河流域之间的悉密（见注〔1〕）；（二）、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所记述的活动于金山北部鄂比河上游附近地区的拔悉密。考虑到（一）中的拔悉密是西州回鹘下属焉耆一带边防城范的对象，它不可能通过西州回鹘赴辽朝贡，此“远夷拔思母”更可能指的是（二）中的拔悉密。
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对金山地区拔悉密部在11世纪上半叶的活动作一大致的描述：正是在这一时期，原活动于金山地区的拔悉密部摆脱了黠戛斯的羁拌，以独立大部的姿态重新活跃于历史舞台；作为异教徒突厥人，拔悉密也经受了与喀喇汗朝军队之间的战争的影响。喀喇汗朝军队向拔悉密等部族活动地区进行的征战使得拔悉密部的一部分远徙漠南阴山西北地区（西夏国东北境）并在半个多世纪后的大安，寿隆年间成为辽西南路招讨司镇抚的重要部族之一。
注释
①G•Clauson：“Two Uygur Administrative Orders”，Ural-Altaische jahrbucher。转引自张广达先生、荣新江同志：《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
②见上引张广达先生、荣新江同志文。
③我们所用的《突厥语大词典》是Robert Dankoff的英译本（第1卷，1982年；第2卷，1984年，第3卷，198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
④这里的Sin指的应是契丹，因为喀什噶里在紧接此表的另一个突厥诸部排列表中明确指出：“契丹（Xitay），即Sin”。
⑤原诗突厥语转写为：
bic γ ā s bitig qilunlar
and kay yema ber ǖ rlar
xā ndin basut tilarlar
basmil com ü l tergas ǖ r
⑥原诗突厥语转写为：
basmil susin qomitti
barca kalip yomitti
arslan tapa amitti
qorqup basi tazgin ü r
⑦原诗突厥语转写为：
taη ata yortalim
budras qanin irtalim
basmil begin ortalim
amdi yigit yewilsǖn
⑧魏良 老师：《喀喇汗王朝史稿》P107。在Б•Д•科奇涅夫的《喀喇汗王朝世系和年表的新资料》一文中，把此马赫穆德（马赫穆德托格雷尔汗）的统治年代修定为1062—1079/80年。
⑨即喀什噶里本人“说”。作者常用第三人称说出自己的话。
⑩参见博斯沃思撰：《颉利汗或喀喇汗朝》条，EI，第2版，P1114；魏良老师上引书P107、227。
（11）Iki uguz，即双河城。
（12）我们所参考的喀什噶里地图是贝希姆•阿塔莱伊在《大词典》土耳其语译本中复制的图（参见张广达先生：《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园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78年第3期。）
（13）在《大词典》英译本P82之后的附图上，英译者把Yam ār一名置于更偏东北的那条河附近，这很容易引起讹误。喀什噶里在署伊犁、也儿的石等河名时，都是把它们署在河的右方。原图中，Yam ār一名靠近中间的那条河且在其右方。
（14）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期；刘迎胜：《亦必儿和失必儿》，《历史地理》第3期。
（15）森安孝夫著、陈俊谋译：《敦煌藏语史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DRU-GU与HOR》。对《通典》的记述，研究者历来理解不一。在把“（拔悉密）在北庭北海南结骨东南”断为“（拔悉密）在北庭北海南，结骨东南”的基础上，研究者往往把拔悉密视为贝加尔附近的部族（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P761）。但我们在《通典》的记述中看到，拔悉密附属于车鼻可汗，而车鼻“牙在金山之东”（《通典》卷198《突厥中》）。森安把上一句《通典》中的话断为“（拔悉密）在北庭北，海南，结骨东南”，认为这里的“海南”指的是“剑海（克姆河）以南”，并给出拔悉密的居地。说拔悉密活动于金山南北似可信，森安的断句亦更合理，但是，把这里的“海”理解为“剑海”似不妥，因为“剑海”名称并不存在，把河称作海亦不可理解。我们认为，这里的海，应指的是前文讨论到的金海也即清代的阿拉坦泊（见前章《黠戛斯的南下》一节）。
（16）原诗突厥语转写为：
kor ü p nac ü k qacmadi η
yam ā r suwin kacmadi η
taw ā ri η ni sacmadi η
yē s ü sani ā r bori
（17）“耶马克”见后文关于乃蛮部兴起背景的讨论。据喀什噶里园形地图，此部居地似在也儿的石河上游。
（18）关于马卫集及其《动物的自然属性》，见米诺尔斯基：《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以下简称《马卫集》）PP1—12。
（19）《马卫集》P19。
（20）马卫集说此部因他们中的一位首领的名称Basm•l而为人所知，很可能意味着这一集团是一个以拔悉密为统治部落的集团。无论如何，“拔悉密”作为整个集团的名称在这里是清楚的。
（21）《马卫集》P61—62。关于契丹使者，见《马卫集》PP19—21，P68，PP76—82。
（22）《马卫集》PP72—74。
（23）《马卫集》PP18—19，68—69。
（24）《通报》，Vol•XXXΙ，Livr•5（1936年）。关于唐、五代时期鄯州的方位，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图39—40“陇右道东部”和图69—70“吐蕃”。
（25）哈密屯著、耿升译：《仲云考》，《西域史译丛》PP174—176，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26）《马卫集》P100，73。Shāriya即shar；人，“-ya”是阿拉伯语后缀。
（27）《宋会要辑稿》“蕃夷”四《拂森国传》：“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10月6日，拂森国贡方物，大首领你斯都令斯孟判言，其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大海，皆四十程；又东至西大石及于阗王所居新福（覆）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约昌城，乃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鹘，又东至达靼，次至种，又至董毡所居，次至林檎成，又东至青唐，乃至中国界”。有关各地的所在位置，见哈密屯本人在《仲云考》中的考订。
（28）《马卫集》P73。
（29）或曰来自萨雷苏，或曰来自突骑施的“黄姓”。参见《HA》P317。
（30）B•B•巴托尔德就马夸特著作Uber das Volkstum der Komanen所作的评论，见《巴托尔德文集》第五卷；D•A•Rasovsky在Seminarium Kondakovianum上发表的有关波洛夫赤的系列文章；O•pritsak：“The Polovsians And Rus”《中古欧亚文献》（AEMA）第2辑（1982年）。
（31）巴托尔德在《十二讲》中曾说到：“钦察人的迁徙提供了一个少见例子，即一个民族成功地占领广大领土，而没有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和意识到自己是主权者”，且指出，“这两个民族（钦察和康里）常常一起记述，以致不易区分开来”；而我们在前面提到：11世纪，原称作“古思草原”的地方被径直称作“钦察草原”。这些情况固然反映了钦察本身的壮大，但若只是原有的“钦察部”本身（实际上，此名最早出现时就是含有“草原之民”这一泛指意义的——见普里察克上引文），不可能占据这么辽阔的地域，因此，上述情况的一种解释是：由于钦察人的影响，很多部落氏族都被冠以“钦察”之名。与我们所谈的内容相关，还须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在后代的文献中，可见到与黠戛斯及金山地区部族有关的“钦察”一名（见前文对qirqir部的讨论），现代民族学材料也表明，“钦察”一名是阿尔泰突厥人最常用的氏族部落名称（参见Л•波塔波夫：《南阿尔泰人族源概述》，《民族史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甚至有这样的意见，认为在基马克亡后，“钦察”一名传遍从叶尼塞河至伏尔加河的广阔地域内（K•Ц•彼得洛夫：《吉尔吉斯族源概述》PP48—49，伏龙芝，1963年）。
（32）此处用的是华涛同志的译文。
（33）见《辽史》卷25，46，70，94。
（34）《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图36—37“西夏”。
（35）魏特失、冯加升：《中国社会史—辽》P950，费城，194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