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至12世纪是中国西境民族与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只有千年文明史的疏勒、于阗等土著人被崛起的空厥语诸民族融合，佛教及其文化艺术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取代，然而，这一切都导源于一个由样磨、葛罗禄和部分西迁中亚的回鹘部落组成的联合政权—喀剌汗王朝。汗王出自样磨族，自称“桃花石汗”；波斯和阿拉伯史家称其为“阿夫拉西亚家庭”，中国史家则称之为“黑韩正”。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往的某些研究者不得不凭借第二手材料甚至近代民间神话传说来充实它的历史。本世纪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终于在新疆莎车找到了喀喇汗朝文献真迹。但是，这批珍贵文献发现不久即流失海外，现藏法国和印度，直到最近几年才全部公诸于世。新鲜史料的问世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喀喇汗王朝书面语言、塔里木盆地的新主人以及伊斯兰教初传中国的知识。它对喀喇汗王朝乃至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对这批文献的发现与研究过程作初步调查并对我们观察到的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
关于新疆发现喀喇汗朝文献的最初报道是英国梵学家霍恩勒1898年发表的《英国所获中亚古物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介绍了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从和阗收集的一批阿拉伯文（4件）和回鹘文（24件）契约文书。其中一件阿拉伯文拼写的波斯语文书有纪年，写于回历401年（1010—1011年）。他还指出，契约的证明人姓名和职官往往是突厥语名称。①四年之后,英国伊朗学家马格柳斯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撰文，解读了那件波斯语文书。他发现这件文书的纪年应是回历501年（1107年），行文采用伊斯兰文书通行格式。②霍恩勒和马格柳斯都没把这批文书与喀喇汗王朝相联系，但它们显然是塔里木盆地发现的第一批喀喇汗朝文书。遗憾的是，其余3件阿拉伯文书和24件回鹘文书再没有任何人提起。
1914年，法国学者华尔撰文《三件莎车阿拉伯文契约》，刊布了伯希和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年）收集的三件阿拉伯文书。据文书的回历纪年推算，它们分别写于1096、时1112和1114年，当属喀喇汗朝统治莎车时期的文书。华尔文中没有明确交待伯希和在何时何地发现的这些文书。由于其中两件文书是关于莎车某村庄葡萄园和土地所有权的契约，华尔大概是根据这一点称它们为“莎车阿拉伯文书。”③伯希和中亚之行考察过喀什、巴楚、库车和敦煌，但没有关于他考察莎车的记录，这批文书如何为伯希和所获，有待进一步调查。
后来又知道，伯希和收集的三件文书仅是莎车喀喇汗朝文库中一少部分，它的大部分落入马继业手中。据英国学者罗斯披露，1911年在莎车郊外一所花园的树下发现一批阿拉伯文和回鹘文法律文书，发现不久就交给了马继业，后者又移交给印度政府，由当时的印度考古总监保存。在此之前，罗斯拍摄了一套文书照片，共计15件文书及残片。据他鉴定，7件为阿拉伯文书，5件为阿拉伯文突厥语文书，3件为回鹘文突厥文书。阿拉伯文书中或有回鹘的见证人签名，罗斯把这套照片存入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目前的研究都是根据罗斯的照片。
1923年，俄国学者巴托尔德发表《<福乐智慧>中的博格拉汗》一文，校刊了罗斯提供的一件阿拉伯文书。文书第4—5行写明这是“苏来曼•阿莎兰汗之子、东方与秦之王、桃花石博格拉汗阿布•阿里•哈桑”统治时期，回历纪年为474或494年（1082或1101年）。据他考证，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著名诗集《福乐智慧》就是献给这位博格拉汗的。他还根据罗斯提供的情况，首先向学界披露了这批喀喇汗朝文书的发现。④
此后，罗斯似乎一直在研究这批文书，可惜没有发表任何研究成果。他死后，英国伊朗学家米斯基根据他提供的一个摹本和波斯语译文校刊了一件莎车阿拉伯文相似。所以，他把这两件文书都收入1942年发表的《一些早期波斯语文书考（Ⅰ）》一文。⑤
1968年，英国学者克劳森注意到这批文书，校定了所有突厥语文和三件阿拉伯文书，写了大约十页注释。可惜他未及发表任何研究成果，于是974年5月去世，留下一部遗稿。
以后的研究由哈佛大学特骨教授继续进行。他于1975年1979年先后发表两篇关于莎车喀剌汗朝文的论文，校刊了三件回鹘文突厥语文书和一件阿拉伯文书。⑥最后，全面整理莎车突厥语文的工作是由英国学者埃德尔完成的。不过，他这时发现罗斯照片中5件阿拉伯文突厥语文书和2件阿拉伯文书不见了。据他推测，大概是罗斯想亲自研究它们，没有交给伦敦大学。1981年，他写信给印度有关当局寻找原件下落，但杳无音信。所以，埃德尔1984年发表的《莎车突厥语文书》一文仅校刊了5件回鹘文突厥语文书和1件阿拉伯文突厥语文书，其中包括米诺尔斯基校刊过的1件和特肯校刊过的3件。他认为，罗斯所谓3件回鹘文突厥语文书缀合有误，其实是4件。此外，还有一件回鹘文突厥语文书原来误归入阿拉伯文突厥语文书。所以，这类文书现存5件。该文还讨论了克劳森的遗稿，可谓莎车突厥语文献研究集成。埃德尔还正确指出，伯希和收集的莎车阿拉伯文书和马继业收集品内容相关，无疑是同时在莎车某地发现。⑦
1986年，英国学者格隆克撰文《莎车阿拉伯语文书考》，重新整理了马继业收集品中的阿拉伯文材料。由于印度保存的文书原件仍然没有下落，罗斯照片中的两件阿拉伯文书也不知所在，所以，他仅校刊了剩下的5件阿拉伯文书。其中包括巴托尔德和特肯刊布过的两件文书。该文也讨论了克劳森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可谓莎车阿拉伯语文书研究集成。⑧
据以上调查，本世纪初在莎车郊外某花园树下发现的喀喇汗朝文献共19件，其中4件阿拉伯文突厥语文书和2件阿拉伯语文书下落不明。目前所知莎车文书为华尔加格隆克最后校定的8件阿拉伯语文书（以下简称H.Ⅰ—Ⅲ和G.Ⅰ—Ⅴ）、埃德尔最后校定的5件回鹘文突厥语文书（以下简称E.Ⅰ—Ⅴ）和1件阿拉伯文突厥语文书（以下简称E.ⅥH）Ⅵ.）。至于文书发现时间，罗斯的1911年之说显然有疑问。我们知道，伯希和在新疆考察的时间是1906年6月至1908年2月。此后，他离开新疆到敦煌考察。那么，这批文书的一部分应是1906年—1908年间落入伯希和之后，它的大部分则于1911年落入马继业之手，而发现时间应在1906—1908年间或早些时候。此外，霍恩勒1898年披露的和阗喀喇汗朝文书共28件，其中4件为阿拉伯文书（内有1件波斯语文书），其余为回鹘文书。遗憾的是，这批材料仅有一件阿拉伯波斯语文书公诸于世。
（二）
喀喇汗朝文献真迹的发现与研究告诉我们，王朝的书面语言有三种：阿拉伯语、突厥语和波斯语，这三种语言都用阿拉伯文拼写、突厥语还用回鹘语言拼写。分述如下：
1、回鹘文突厥语文书
据莎车文书的纪年，莎车文库中最早的文书是埃德尔校定的五件回鹘文突厥语文书。其中E.Ⅰ.和Ⅳ号文书的纪年为回历473和483年（1080—1090年）。E.Ⅱ号文书用突厥十二生肖纪年法记年。这套生肖纪年与中国内地的干支纪年不同。G.Ⅰ.号文书的鼠年为回历473年，那么，G.Ⅱ号文书的鸡年有两种可能：回历470年（1077年）或482年（1089年）。其余两件虽无纪年，但E.Ⅴ.号文书的证人棉花商玉素甫又见于E.Ⅲ号文书，而后者的证人阿里•穆罕默德之子木萨是E.Ⅰ号文书的证人。那么，这两件没有年纪的文书应接近E.Ⅰ号文书的年代1083年。所以，这五件回鹘文突厥语文书应写于回历470—483年（1077—1090年）间。这是目前所知喀喇汗朝伊斯兰化后最早的突厥语文献真迹。
关于喀喇汗朝何时开始用回鹘文拼写突厥语，史无明载。鄂尔浑和叶尼塞突厥语碑铭的发现与研究表明，突厥人最初用鲁尼文拼写突厥语。这是一种由阿拉美文和古代突厥人刻划符号组成的文字，统行突厥汗国（552—744年）至东西突厥分立时期（744—840年）。大约从8世纪起，突厥人又采用中亚粟特文拼写突厥语。最初采用这种文字的是中亚七河流域的突骑施部，后来又有蒙古草原的回鹘人。例如：8世纪栗特文突厥语突骑施钱及本世纪50年代蒙古乌兰浩木发现的回鹘西迁前粟特文突厥语碑铭。由于这种文字后来为回鹘人采纳推广，所以学界称之为回鹘文。⑨然而，喀喇汗朝使用粟特文或说回鹘文拼写突厥语未必学自回鹘人。因为他们就生活在粟特邻邦，直接向粟特人学粟特文显然比向远在蒙古草原的回鹘人学粟特文方便得多。况且，突骑施人曾经创造过用粟特文拼写突厥语的先例。本世纪初在新疆库车发现的一件伊斯兰化前的喀喇汗朝文书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1918年，德国语言学家缪勒撰文《吐火罗语与龟兹语》。文中提到一份出自库车的回鹘文突厥语佛经。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题识写明这部“《一切有……救经》第32分终。原为阿阇黎论师善军之《如果法现经》，现法师从龟语译为巴尔楚克语”。⑩所谓巴尔楚克语即样磨族巴尔楚克部的语言。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和9世纪末成书的波斯文地理志《世界境域志》都说巴尔楚克是样磨人的部族。（11）其驻地当在喀什与库车之间的巴尔楚克。既然如此，库车发现的这件回鹘文巴尔楚克语佛经应是喀喇汗朝伊斯兰化（960年）前的文献真迹。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1090年以后的喀喇汗朝回鹘文突厥语文书，但它的臣民使用回鹘文拼写突厥语的传统几乎与汗朝相始终。莎车发现的1110—1135年间五件阿拉伯文书（H.Ⅱ和Ⅲ及G.Ⅱ.Ⅲ.和Ⅴ）中相当一部分契约证明人用回鹘文签名。这说明汗朝法律允许那些不懂阿拉伯文的臣民使用回鹘文。
2、阿拉伯文突厥语文书
经鉴定最后确认的莎车阿拉伯文突厥语文书凡4件，但目前见到的仅是一件罗斯的摹本（E.Ⅵ），年代为回历515年（1121年）。喀喇汗朝开创了突厥语民族使用阿拉伯文拼写自己语言的先河。这个传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如14世纪以来的察合台文，流传至今。喀什噶里1083年完成的《突厥语大辞典》中古代突厥词汇、民歌、格言和谚语等就是用阿拉伯文拼写的。据考证，玉素甫1069年完成的突厥语诗歌《福乐智慧》最初也是用阿拉伯文拼写的，后来才有回鹘文本。（12）由此可见，喀喇汗朝使用阿拉伯文拼写突厥语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朔到11世纪中叶。
3、阿拉伯文波斯语文书
喀喇汗朝流行波斯语为和阗阿拉伯文波斯语契约文书所证实，它的行文格式与莎车喀喇汗朝文书完全一样，年代为回历501年（1107年）。这类文书大概仅在汗朝的波斯人当中使用。埃德尔校刊的回鹘文突厥语文书三次（E.Ⅰ.32和E.Ⅳ.15和16）提到波斯人，写作Tazik（塔吉克），即唐宋汉文史籍所谓“大食人”。这个称谓本来指阿拉伯人，后来表示伊斯兰化后的波斯人及中亚伊朗语民族。喀喇汗朝文书中的大食人显然指后者，因为这批文书中表示阿拉伯人另有一词，写作Arab，见格隆克校刊的阿拉伯文书（G.V.3）。那么，喀喇汗朝文书中的大食人应即新疆境内塔吉克人的祖先。这件波斯语文书应视为塔吉克语文书。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那么，它是目前所知新疆境内最早的塔吉克语文献。
4、阿拉伯语文书
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圣语，在喀喇汗朝书面语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目前所知最早的喀喇汗朝阿拉伯文献是在中亚撒马尔干发现的。1967年法国《亚洲杂志》第255号刊布了两件出自撒马尔干的阿拉伯文书。它们都写于喀喇汗王、桃花石博格拉汗阿布•伊沙克•伊布拉辛•本•纳赛尔统治时期（1047—1068年），其一有回历纪年458年（1066年）。（13）最早的莎车阿拉伯文书是华尔校刊的回历489年（1096年）文书，比撒马尔干文书晚30年。不过，有证据表明，莎车流行阿拉伯文的年代甚早。据巴托尔德和德国学者赞保尔考证，莎车发现的最早的喀喇汗朝文物为回历396年（1005—1006年）和404年（1013—1014年）喀喇汗法尔斯钱，钱铭均为阿拉伯文。（14）
这八件莎车阿拉伯文书中年代最晚的是格隆克校定的五号文书，写于回历529年（1135年）。这个时间值得注意。据《辽史•天祚帝纪》，西辽延庆三年（1133年），耶律大石灭喀喇汗朝西支，“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即巴拉沙衮），改延庆为康国元年（1134年），三月……率七万骑车征……行万余里无所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耶律大石此次军事行为虽然是针对金国，但喀什和莎车显然是西辽军队首先进攻的目标。西辽的主体民族契丹人信仰佛教，他们的到来自然要摧毁塔里木盆地伊斯兰教势力，尤其是西辽屈出律统治时期（1211—1218年）完全禁止伊斯兰教的活动，还杀死和阗地区的伊斯兰教长阿刺丁，（15）从上述情况判断，莎车喀喇汗朝文书很可能是西辽军队入侵塔里木盆地时被主人埋藏起来，以后长期没有机会使用，最后被遗忘在这里。、
（三）
11至12世纪是塔里木盆地民族变迁的重要时期。原来居住在这里的疏勒、于阗等土著人究竟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而塔里木盆地的新主人由哪些民族构成？文献语焉不详。莎车文书的发现为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1、汗朝的主体民族
如前所述，喀喇汗朝的主体民族是样磨、葛罗禄和回鹘。但它的王族出自三者中哪一个一直存在争议。米诺尔斯基认为是样磨，普里查克主张是葛罗禄，我国一些学者则相信是西迁中亚的回鹘。从目前掌握的史料和研究看，我倾向于支持第一种可能性。喀喇汗朝的王位继承制是普里查克首先考证出来的。他发现汗朝按突厥语系民族传统实行双王制，大汗称号为“阿萨兰汗”，驻巴拉沙衮，副汗称号为“博格拉汗”，驻罗斯（后迁喀什）。他还正确地怛论证，阿萨兰（狮）和博格拉（雄驼）应是汗朝两个主要部落集团的图腾。（16）但是，他把这两个部落集团归属葛罗禄是不正确的。从《新唐书•回鹘传》我们知道，葛罗禄的三个主要部族是谋落、炽俟和踏实力。同书所记回鹘联盟中内九族和外九族中也没有阿萨兰部和博格拉部。近年一些新的研究表明，样磨即《新唐书•王方翼传》所谓“三姓咽面”。（17）那么，样磨是由三个主要部落集团组成的。12世纪阿拉伯文献《史传菁华》记载：“样磨族的国王称为博格拉汗”。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和波斯文地理志《世界境域志》都记载了样磨族的巴尔楚克（虎）部。它的第三个部落集团虽然不见于任何记载，但显然是阿萨兰部。喀喇汗朝汗王的称号都用这个三部落的名称命名，如阿萨兰汗、博格拉汗和巴尔斯（虎）汗。凡此表明，喀喇汗朝的王族应是样磨人。（18）莎车文书提到的样磨人有博格拉•伯克（E.Ⅰ.19和G.Ⅴ.33）博格拉•于伽（E.Ⅰ.22和H.Ⅰ.613）、博格拉•海尔巴什（G.Ⅴ.33）、苏来曼•博格拉（H.Ⅲ.626）、阿赫麦德•阿萨兰（E.Ⅰ.6和10）以及米哈伊尔•阿萨兰（E.Ⅰ.63）。仅有一件文书提到葛罗禄人，即苏克利•葛罗禄（G.Ⅲ.2）。汗朝臣民中还应有西迁中亚的回鹘人，但在目前刊布的材料中尚未明确提到。
2、汉族人
自第二代君主奥古尔恰克•卡迪尔汗（约9世纪末）开始，许多喀喇汗王采用“桃花石汗”的称号。普里查克相信，这个称号从第一代君主毗伽阙。卡迪尔840年登上汗位时就有，只是目前关于他的史料极少，故有待证实。（19）公元8世纪鄂尔浑突厥碑铭中已有“桃花石”一词，写作Tabga?喀喇汗朝文书写作Tafga?（G.1.4和6）或Tamga? （撒马尔干文书及喀喇汗钱）。巴托尔德等几位莎车文书的主要研究者仅说这是汗王的称号，没有深究词义。该词亦见于阿拉伯、波斯和拜占庭史料。（20）从《长春真人西游记》我们知道，桃花石是中亚突厥人对中国内地人的称谓。1221年，长春真人从中亚回燕京途中听到阿里马城（今新疆霍城县境阿里麻里城）居民说：“桃花石诸事皆巧”。他在《游记》中解释说：“桃花石谓汉人也”。那么，“桃花石汗”的意思是“中国的可汗”。喀喇汗朝统治者自视为中国地方政权。同一词又多次见于莎车契约文书见证人姓名，但写作Tamga?i。埃德尔释作“动物之烙印”，华尔释为“掌玺大臣”，格隆克释为“持印者、征税官”。我认为，这个词其实应释“桃花石（人）”。语尾-i大概是形容词后缀-?i的缩写，为避免和Tamga?中的-?重复，仅写了-i。那么，姓名中带有这个词的人可能是汉族人。他们是：奥古利•穆罕默德•桃花石（H.Ⅲ.627）、哈桑•桃花石（E.Ⅴ.6）、桃花石•阿尔•哈吉甫（G.Ⅲ.3）、阿赫麦德•桃花石•乌斯曼（G.Ⅲ.6）、伊布拉辛•桃花石（G.Ⅴ.25和34）、玉素甫•桃花石（G.Ⅴ.27和28）、侯赛因•桃花石（G.Ⅴ.32）。出现上述人名的文书年代为1080年至1135年。
3、塔吉克人
塔吉克，史称大食，本指阿拉伯人，后来表示伊斯兰化后的波斯人和中亚伊朗语民族，并作为塔吉克人的族名沿用至今。敦煌发现的两件于阗文书（P. 5538a.14和P.2024.24）提到过塔里木盆地的大食人。其中一件写于于阗王尉迟•苏罗天尊四年（1970年，北宋开宝三年）。据英国伊朗学家贝利分析，于阗文书中的大食人应指阿拉伯人。（21）由于喀喇汗朝文书表示“阿拉伯人”另有一词，详下。那么，莎车文书中的大食人应是目前所知塔里木盆地最早的塔吉克居民。他们是阿里•塔克克和他的父亲阿赫麦德（E.Ⅰ.32和E.Ⅳ.16），其年代在回历473—483年（1080—1090年）。这样，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出自和阗的1107年波斯语文书应视为塔吉克语文书。
4、蝎叉人
喀什噶里在他的《突厥语大辞典》序文中记录一些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居民。他说：
最雅致的方言属于只讲一种语言的那些人，这些人既没有和波斯人交往，也未在其他地方常住。那些通晚两种语言的人和那些与城镇居民交往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发不清rikka这个音。例如：粟特人、坎察克人和阿鲁古人。于阗人、吐蕃人和某些唐古特人属于第二类人。这类人是突厥领地的定居者。
喀什噶尔有一些讲坎察克语的村落，但在主要城镇（人们）讲汗朝突厥语。
于阗和坎察克人将字首的每一个A都变成hā′。因此，我们不认为他们属于突厥人。由于他们把不属突厥语的语素搀入突厥语中。例如：突厥人称父亲为Ata，他们说成Hata；还有母亲是Ana，但他们说成Hana。（22）
他在这本辞典中还收录了13个坎察克语词汇。据贝利研究，它们都是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词汇。（23）所以，坎察克人应是塔里木盆地西部土著雅利安人。埃德尔校定的一件回鹘文突厥语文书（E.Ⅲ.1和4）恰恰记录了两位坎察克人，其一姓名残缺，另一个叫奥斯曼•坎察克。奥斯曼是典型的伊斯兰教名，可见位坎察克人已改奉伊斯兰教。在吐蕃文献《李域王授记》中，坎察克人被称为Ga-hjag。文中介绍说，坎察克王曾入侵于阗领土，被击败。于阗王将他遣送回疏勒。又说，于阗人曾为朋友修建了一所叫“佉沙”的寺院，他们的朋友来自疏勒，替坎察克女王当尼姑。（24）从上述记载看，坎察克很可能是《魏略•西戎传》的“竭石”、《法显传》的“竭叉”，故地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喀什之南，原为一独立小国，公元2世纪末被疏勒兼并。此地又称渴饭檀，《大唐西域记》作“朅盘陀、朅盘陁”。慧超《往五竺国传》载：葱岭镇，“此即旧日裴星国境。为王背叛，走投土蕃，然今国界无有百姓。外国人呼云渴饭檀国，汉名葱岭”。（25）据慧超的行程，此地即塔什库尔干，竭叉所在地。据慧超的记录，渴饭檀等名称是外国人对该国的称谓，本族人当自称“竭石、竭叉”，也即坎察克•慧超西行时（约727年），此地已被吐蕃攻破，人民散尽。一部分显然流落到喀什附近，为喀什噶里注意并记录在他的辞典中，另一部分流落到莎车，在喀喇汗朝文书中留下了记录。
5、犹太人
喀喇汗朝文书提到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民族是犹太人，写作Yahud。其中有犹太人耶律和他的儿子阿里（E.Ⅰ.29、13和14）、犹太人伊肯•苏巴什和他的女儿玛丽亚（G.Ⅱ.3和8）。苏巴什是喀喇汗朝官吏名称，可见犹太人伊肯还是为汗朝服务的官吏。
犹太人很早就来到塔里木盆地。本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在和阗丹丹乌里克遗止发现一封写于718年左右的犹太波斯语书信。（26）敦煌文书中唐代景教文献《世尊布施论》称犹太人为“石忽人”。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考证，“石忽”之名本自于阗人对犹太人的称谓Sahutta。这个名称后来被蒙古人沿用，既元代文献所谓“术忽”（27）10世纪中叶，阿拉伯诗人米撒尔游历中亚时访问过和田，他介绍说：“我们到了媲摩国（Pima，于阗东部城镇），这里棕树密布、蔬菜葡萄遍野。有一座城郭，有许多村镇乃一叫媲摩国王的治地。城里有伊斯兰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祆教徒和偶像崇拜者（指佛教徒）。（28）喀喇汗朝文书又为探讨11世纪犹太人在塔里木盆地的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6、其他民族、
莎车文书还记录了汗朝境内的粟特人、萨曼人、阿拉伯人和泰伯里人。两件文书提到粟特人。他们是撒马尔干人奥巴尔和他的儿子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G.Ⅱ.3）和布哈拉人伊斯伊尔和他的儿子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G.Ⅰ.2）。前者即昭武九姓之康国人，后者即昭武九姓之安国人。他们已入乡随俗，改奉伊斯兰教，取了教名。敦煌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记录了许多信仰佛教或摩尼教的粟特人，喀喇汗朝文书则提供了皈依伊斯兰教的粟特人的情况。
公元9至10世纪，中亚萨曼王朝一度成为伊斯兰文化圈的中心。相传率先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萨土克•博格拉汗就是在萨曼王朝一位王子的诱导下皈依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文书提到一家萨曼朝人，即阿布达•阿尔•萨曼和他们的儿子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G.Ⅰ1—2）。
喀喇汗朝文书还记录了西亚的阿拉伯人及伊斯兰化后的泰伯里人。他们是阿拉伯人拉比和他的两个独生子玉素甫和奥马尔（G.Ⅴ.3—4），泰伯里人阿布德•阿尔•克里木•本•穆罕默德。泰伯里指今里海南岸地区，《新唐书•西域传》称为“陀拔萨惮”。
上述西亚和中亚人在喀喇汗朝境域的活动，反映出当时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仍然十分繁荣。
（四）
喀喇汗朝文书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莫过于它提供了伊斯兰教初传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上面两节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伊斯兰教圣语阿拉伯语业已成为汗朝的国语，伊斯兰历法成为汗朝的主要纪年方法，法律文书依照伊斯兰教通行格式。文书往往这样开头：“以怜悯的、仁慈的安拉的名义”，反映出真主在汗朝臣民心目中崇高的地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那些冠以桃花石之名的汉族人全都入乡随俗，改奉伊斯兰教，取了教名。这几件文书的年代在1083—1135年间，也即北宋元丰三年至南宋绍兴五年，他们大概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族穆期林。
莎车文书还记载了两座清真寺。一座在莎车Rabul村名叫“伊沙克•伽罗甫清真寺”（G.Ⅰ.10），另一座在莎车Simnas村，名叫“雅赫耶•伊那尔•阿尔•哈吉甫清真寺”（H.Ⅲ.624和G.Ⅴ.6）。前者年代为回历474或494年（1082—1101年），后者年代为回历515—525年（1121—1136年）。中国境内有据可考的最早清真寺是福建泉州的圣友寺。据寺内阿拉伯文碑刻，该寺始建于回历400年（1009—1010年），相当于北宋大中祥符初年。（29）而莎车在的清真寺应建于喀喇汗朝征服莎车之初，这个年代史籍失载。据《宋史•于阗传》，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之前，汗朝军队肯定已经占领了于阗。经过一年的长途拔涉，于“大中祥符二年，其国黑韩王遣回鹘罗斯温等以方物来贡”。汗朝占领莎车的时间无疑早于这个时间。如果莎车发现的1005—1006年喀喇汗钱能说明汗朝征服莎车的时间，那么，这两座清真寺有可能始建于1005—1006年。无论如何，它们应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清真寺之一。
伊斯兰教法规定，凡身体健康、有经济能力的穆斯林在旅途安全时，平生要争取去麦加朝觐一次，时间在回历12月上旬，称为“大朝”，凡参加过朝圣的人称为HāJJ199301199301（哈吉，或译哈只），突厥语作Oagga?。莎车文书记录了几位去过麦加朝圣的穆斯林。他们是侯赛因•哈吉（E.Ⅵ.29和G.Ⅲ.3）、哈桑•埃米尔•哈吉（H.Ⅱ.618）、哈桑•哈吉（H.Ⅲ.624）和哈吉•伊那尔（G.Ⅰ.7）。这几件文书的年代是1082年—1121年，相当于北宋元丰五年至宣和三年。他们大概是最早到麦加朝圣的中国穆斯林。其中，侯赛因•哈吉之子名叫桃花石•哈吉甫，可能是汉族人，记录这家人的文书年代为回历515年（1121年），那么，侯赛因•哈吉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到麦加朝圣的汉族人。
喀喇汗朝在接受伊斯兰文化方面还有一些例子。它的货币采用第纳尔（金币）、第尔汗（银币）和法尔斯（铜币）三级货币体系。这是模仿的伊斯兰货币体制。喀喇汗朝契约文书一般都以第尔汗（突厥语译为Yarmaq）为单位计算财产分配。法尔斯钱则在喀什、莎车和于阗古代遗址中到处被发现。
以上四节讨论了喀喇汗朝文书的发现与研究，汗朝的书面语言、所见古代民族和有关伊斯兰教初传中国的史料。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重视。例如：这时塔里木盆地许多地名发生变化。疏勒或佉沙易名为喀什噶尔（Kasgari，G.Ⅴ.14和H.Ⅰ.613）、莎车易名为叶尔羌（Yarkanda，G.Ⅴ.5和14，G.Ⅲ.5和17以及G.Ⅰ.3和10）、于阗或称为秦（AI-Sin,Sinin?G. Ⅰ.4和G.Ⅱ.4）。文书还首次提到叶城与莎车之间的波斯恰木（Boskam，今汉语名称泽普，G.Ⅳ.2和G.Ⅱ.2）。限于篇幅，就不详细讨论了。这里还应提到我国维吾尔族学者沙比提先生正致力于新疆巴楚发现的喀喇汗朝文书的研究。他已向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丝绸之路整体研究乌鲁木齐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篇这方面的论文。随着喀喇汗朝文献真迹的不断问世，这个转折时期的历史将会日趋明朗。
中国地域辽阔，自古以来就是个乡民族组成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不同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直接从当地民族留下的文化遗产来认识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往往使我们摆脱封建史官在“正史”中某些岐视边疆民族及其文化的偏见。有些民族文化在中国文明发展史所起的先导作用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喀喇汗朝文书的发现与研究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后记：本稿完成后，又从斯坦因《西域》卷1第84—85页及附图No.11查到关于莎车文书的出土地点和发现时间的进一步资料。据这位英国考古学家实地查访，莎车文书出自提孜那甫河东岸克孜勒吉村附近一个沙丘之中。1908年12月，罗斯博士在印度加尔各答向斯坦因出示过马继业收集的莎车文书原件。斯坦因在这批文书的发现者依不拉辛的带领下寻访文书出土地点。他在莎车之东提孜那甫河右岸（即东岸）Bagh-jigds村（今巴格阿瓦提镇）和该村村民依不拉辛一起在该河东岸与塔克拉玛干沙漠莫西缘之间北行约9英里，来到克孜勒麻扎（今克孜勒吉村）。据依不拉辛介绍，莎车文书出自该村西北半英里处塔克拉玛干边缘一个沙丘的枯木丛之下。出土时，文书打成一捆，发现时间约在交给马继业之前10年。马继业是在1908年，或早些时候得到这批文书的，那么，莎车文书应发现于1898年左右。不过，斯坦因这里没有发现任何古代遗存，但在其北约2英里处发现一些古代遗存（今克孜勒阿瓦提附近），其中包括居住遗址、耕地及灌溉系统，疑为一古代村落，但未见可资断代的文物。这处村落是否即莎车文书提到的Simnas村或Rabu村，值得考虑。还要说明的是，莎车文书出土地点克孜勒吉村今属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据1987年出版的《喀什地区地名图志》第275页，克孜勒吉村位于乡政府南6公里处，麦盖提—莎车公路从该村通过。古代这里属莎车，故文书仍称莎车喀喇汗朝文书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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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A.F.R.Hoernle,“A report of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Central Asia”,JASB.L.XX-1,Extra no.1,1898,pp.26-30.
②D.S.Margoliouth.JRAS,1903,pp.761-770.
③C.Huart,“Trois actes notariēs arabes de y arkend”,JA,IV,Xle Sērie,1914,pp.607-627.
④W.Barthold,“The Bughra Khan mentioned in the Qudatqu Bilik”,BSOS.111-1,1923,PP.151-158.
⑤V.Minorsky,“Some early documents in Persian（Ⅰ）”,JRAS,1942,pp.181-194.
⑥S.Tekin,“Bilinen en eski lslami Türkce metinler:Uygur harfleriyle yazilmis.Karahalilar devrine ait tarla satis senetleri。”,Selcuklu Arastirmalar Dergisi IV,1975,pp.157-168:“A Qarahnid document of A.D.1121（A.H.515）from Yarkand”,Eucharisterion: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Ⅲ-Ⅳ,2,1979-80,pp.868-83.
⑦M.Frdal,“The Turkish Yarkand documents”,BSOAS,XLVH,2,1984,pp.260-301.
⑧M.Cronke,“The Arabic Yarkand documents”,BSOAS,XLIX-3,1986,pp.455-507.
⑨耿世民：《古代突厥文》和《回鹘文字》，《中国民族古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7，97-98页。
⑩F.W.K.Müller,“Torri und Kuisan （Kü san）”,SPAW,XXVII,1918,pp.580.
（11）C.Brockelmann,Mittelturkischer Wortschaz nach Mahmud al-Kās ǒwaris Divān Lurāt at-Turk,Leipzig/Budapest,1928,pp.241;V. Minorsky, Hud ēūd al-4ā lan,The region of the world,ed,and trans. London,1937,p.98.
（12）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9页。
（13）M.Kahdr et C.Cahen,“Deux actes de waqf d'un Qarahanide dtr Asie Centrale”,JA, 255, 1967,PP.305-34; C.E.Bosworth,“A propos de l'article d. Mohamed Khadr:'Deux actes de waqfd'un Qarhanide d'Asie Centrale'”JA,256,1968,pp.449-53.
（14）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58,p.281;Ede Zambaur,Die Munzpragungen des Islams zeitlich und orthich geordner, Wiesbaden ,1968, p. 272.
（15）《多桑蒙古史》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81页。
（16）（19）O.Pritsak,“Von den Karluk zu den Karachaniden”,ZDMG,101,1951,pp.270-300,228.
（17）薛宗正：《样磨渊源考》，《中亚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
（18）林梅村：《中亚写本中的样磨与巴尔楚克》，《文史》第36辑，待刊。
（20）关于“桃花石”一词在各种语言中的形式，见章巽：《桃花石和回纥国》，《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期。
（21）（23）H.W.Bailey,Khotanese Tests,VII, Cambridge, 1985, pp.89-91,54.
（22）Mahmud at-kāsgarī,Diwān Luyātat-Turk,Comhendium of the Turkic diaeects cd.and trans,by Roberr Dankobb and James Keepy,uoe.l,Harvard Univezs tyPringting Obbice,1982,pp.83-85.
（24）R.E.Emmerick,Tibetan tests concerning Khotan,London,1967,pp.45and71.i
（25）此系数煌汉文写卷，录文见羽田亨《慧超往五尺竺国传移录》，《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京都，昭和十六年。
（26）A.Stein,Ancient Khotan,vol.2,Cambridge,1907,pp.570-74.
（27）林梅村：《犹太入华考》，《文物》待刊。
（28）费琅编、耿升和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年，第238页。
（29）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1页。
缩略语表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and African）Studies, London
JA ＝Journal Asiatique,Paris
I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JASB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of Bengal, Calcutta
SPAW ＝Sitzungsb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Berlin
ZDM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ndischen Gesellschaft, Wi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