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叶以来，中国学界对于“文化”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种是不敢轻言文化，甚至一旦言及文化，就会不得要领而心惊肉跳；一种态度则恰恰相反，在消费社会、都市文学的讨论中，再度大谈文化。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变迁、大讲民族文化复兴的新世纪岁月中，文化又成为了“问题”，不得不再度浮上水面。一旦要讲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无法避免文化的建设等等相关问题。
当然，在这些方兴未艾的议论之中，讲论者内心也大都躁动着一种大致相同的意念，那就是文化实在不好把握。所以，在很多的场合，文化界和学术界就自然产生了一种文化“很难讲”的共识。
文化很难讲！
在此感叹之中，深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特别苦衷。相对于1980年代末，那种要以文化的变革来改造国家政治的气势，则目下对于文化的讨论，的确会有一种隐隐约约“很难讲”的情愫。
关键的问题是，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不好予以专业领域里的严格定义。其大者，文化可以包打天下，什么问题都可以囊括在其中；其小者，文化则深入人的精神内心、灵魂深处，见仁见智，容不得他人随便谈论。
如果关注它的人文定义方式，则其主观色彩太重，一旦进入个人的精神创造领域更是难以把握；如果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把握，则难以精神、价值等话语模式来表达。它需要数据、需要经验研究，常常要以制度的建构来取代旧有的文化讨论，以免“荆柯刺孔”的历史闹剧。
然而，文化——又不得不讲。民族文化、乡土文化、传统文化、都市文化、消费文化、世界文化……，直至今天的和谐文化，又有哪一项议题之中，能够免谈文化？
认真体会其中的微妙，文化很难讲的缘故，恐怕还是在于当今中国的语境之中，中国人还是缺乏一个中立的制度空间，把文化的东西独立起来，自由的讲论。仔细地想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一方面是忙碌于权力秩序和精神秩序的双重颠覆，使用枪杆子来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二十世纪的后期，中国人则忙碌于这个双重秩序的再造，并在寻找枪杆子以外的其他工具，企图来了结这一时代任务。马克思加秦始皇，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工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当然也是一个拾遗补缺的主要方法。只是权力秩序于精神秩序的双重压力，促使有关“文化”的讲论，总是出离不了“荆柯刺孔”、或者是“仁者为王”的传统路径。
为此，中国人的“文化” 概念里面，既有“文化天下”的神圣传统，亦有“文化革命”的风云激荡，继而还有“革命文化” 的意识形态要求，最后还有当下“文化消费”的现代时尚。人人都在讲论“文化”，却难解其中三味，终得糊涂。
一句“德参造化，灵通古今”，促使内圣者期待外王；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中国人事事关心，常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样的文化、如此精神追求，始终漂浮、游离、徘徊，在权力秩序和精神秩序之间，不得安宁，自寻烦恼。
正可谓，日暮乡关何处是，精神落脚在哪里？在权力秩序和精神秩序依然高度整合的语境之中，缺乏中间环节、缺乏阶层、制度的层层过滤，精神、信仰、人生、命运……等等于文化紧密关系的问题，大多无法呈现制度定位。惶论中立的文化空间。
一个尚未完全实现制度分割、依然还是以国家伦理整合社会的语境，天下、国家的理念依然强大的时代，人们一旦讲论文化，往往就会和它们纠缠在一起，无法厘清其中的复杂关系。特别奇特的是，文化讲论得太多了，价值理想过于执著了，往往还会因此而冲击那固有的精神秩序和权力秩序。这就好像时下的文化策士，谈论儒教的复兴也就罢了，往往还觉得不过瘾，倡导国家儒教，要以国家的力量来复兴、再建儒教，期待汉武帝再世。特别要把很难讲的“文化”问题，建构了一个狭窄得连自己也难以钻进去的死胡同之中，大有作茧自缚之叹。异曲同工的是，另外有些文化谈论者，依旧还以人文化成天下的路数，自构一种文化来改造天下。这样的文化，当然很难讲！
这有点鬼使神差。其间的逻辑，当然还是权力秩序与精神秩序纽结为天下一体的话语模式。在此话语模式之中，中国人愈是执著于自己的精神信仰，就愈发会对固有的权力充满汤武式的“革命”意念。这种“革命”的信仰由来已久。一方面，它建构了权力秩序和精神秩序高度整合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它亦导致了精神信仰与传统权力间的冲突甚至敌视。
一个德参造化、思通古今的普通中国人，常常会自以为已经在精神层面上达到了内圣境界，即可接受天命，进行顺天应人的“革命”。为此，中国儒教所奠定的权力合法性与传统信仰之信奉，恰好是相反相成，而又彼此否定的双重偶在关系。信仰的、伦理的和宗教的力量，惟有通过国家权力秩序和精神信仰这两大孪生机制，方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表达。所以，中国人在谈论文化的时候，往往就是在谈论天下、国家，深感匹夫有责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个性和价值得到最充分体现的路径。
对国家权力的怀疑，常常要从精神的革命、对文化价值产生怀疑的时候开始。这个精神历程，始而怀疑文化价值，继而冲击固有的精神－权力秩序，对抗那些由这些精神秩序提供合法性证明方法的权力秩序，最终则以革命的精神进行权力革命，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方式，进行精神－权力秩序的双重颠覆。
承受着这种历史的制约，一种新的文化理想，就有可能导致一场政治革命。而这个新的文化理想，必然就会取代了传统权力合法性的证明工具。新的观念，就是这种革命合法性的证明工具。于是，颠覆文化，就近似于对一种权力秩序的颠覆。新思想、新概念、新文化……，在中国人的现代逻辑之中，常常会孕生出如此奇特的功能。一种新的世界观，就可能改变一个世界；而新的世界观的实质，就是要改变这个旧世界。
其中的吊诡，好像中国人说的“鬼打墙”，在墙里面转来转去，就是跑不出去。如果出离不了这面鬼打的墙，文化问题讲得的多了，价值理想过于强盛了，它们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权力秩序和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就会有期待汉武帝再世的错觉。于是，文化不但是很难讲，而且还会使人感到畏惧，或者会使人感到敬畏。只好敬而远之，以期产生距离，以距离产生美感。国家、天下，对于现代人来说，依旧使人敬畏。而内涵有这种敬畏的所谓“文化”，当然是很难讲。
实际上，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世界观、一个社区的守护方式，一种婚丧嫁娶的习俗、一种身份的界定的方法、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一种人际认同的方法、一种情感互动的符号。它始于人们与自己的乡土、村庄、家人、亲人联系的途径、而非天下、国家的合法性证明方式。
这个文化，首先应当属于个人的，属于人们生活的社区，而非局限于国家、天下的，更非君临天下、教化国家的传统“文化”。由此观之，文化还是不难讲的，还是可以谈论的。它的难讲，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领域之中的定义问题，而是一个以社会变迁、政治文明进化为语境的社会问题。
如果说，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话，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把文化置于社区、族群、人际互动模式、生活样式、民主制度……之中来加以考量，自觉地建构权力秩序与文化秩序之间的审美距离。曾经提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首先就要从在这个层面用功夫，在国家与市场之外，真正建构起空间化、社会化、制度化的文化自觉，把文化的讲求转换成为一种制度和社区的建构，演进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人际互动的要求。不然，老是认为文化很难讲，天长日久，自然就损失了文化的自信心。
否则，连讲文化的信心都没有了，还能讲求其他吗？
诚然，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捷径：文化很难讲，那就先做文化吧。
这可能是时下有许多人热衷于“做文化”，而不热衷于“讲文化” 的一个缘故。做文化者，要比讲文化容易；因为文化消费，要比文化建设方便。传统中国人就有“知难行易”的说法。继续“做文化”，讳言“讲文化”，把“难”的东西回避暂时，先做那些容易做的事情。或者是，先把文化给消费了，消费得没有疑义了，中国人再来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