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0.17万亿增加到2007年的12.14万亿，年均增长11.4%；2007年工业增加值首次越上了10万亿元的新台阶，居世界第三位。纵观当今世界60多亿人口中，主要工业国人口约为7亿，所占比例不足12%，而作为超过世界人口21%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创造了13亿人同时迈入工业化的伟大奇迹，中国的工业化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辉煌的篇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鲜明的特色。概括来讲，是将现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借助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形成了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规模庞大的工业体系。具体而言，在需求侧，不断挖掘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增长迅速、持续升级的需求市场；在供给侧，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低成本等生产要素优势，形成工业的竞争优势；在体制方面，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企业微观制度两个层面，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在对外开放方面，从兴办经济特区利用政策优势吸引外资，到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劳动力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产业转移历史机遇，形成开放型的经济和工业体系。应该说，这四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国工业经济的综合优势和鲜明特点。

本文力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30年来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二是工业化的增长机理是什么，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在30年期间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工业化指导思想的调整和进步

为了说明工业化指导思想的调整，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情况做一简要回顾。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一般采用的轻纺工业起步的模式，而是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赶超”的强烈意识是采取重化工业战略的基本动因，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又似乎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为了尽快实现“赶超”目标，采取了比前苏联更强的强制性积累，试图在远比前苏联落后的基础上跨越轻纺工业阶段而建立重化工业体系。在经济制度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创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以保证能够通过高积累的方式集中大量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建设。工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迅速延伸到整个经济系统，从而形成了在中国执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此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化工业起步的工业化战略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国际经济较少联系的封闭状态，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

在此工业化思路的指导下，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缺陷和失误也是明显的。重工业增长的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的局面，导致了“重工业重 ，轻工业轻”的结构性缺陷，消费品严重短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整个经济表现出“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率”的特征。工业与一、三次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和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缺陷。工业化过程经常处在工业高速增长——结构关系失衡——调低工业发展速度——恢复比例关系——再提高工业发展速度的反复循环过程中，国民经济增长处在严重波动的状态。国民经济因结构矛盾而缺少稳定、持续的增长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1年)：确立了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进行结构纠偏、轻重工业均衡化调整，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解决严重的结构失衡，开始进行工业化战略的重大调整，放弃了过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思路，转而采取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注重市场需求导向，优先发展轻工业，以纠正扭曲的产业结构。以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思路逐步清晰起来，并贯穿于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

工业化战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对经济体制实行全面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工业化的实现方式从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供给侧，逐步对经济体制实行市场化改革，资源配置的方式逐渐由市场替代计划，逐步形成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增长机制和结构纠偏的机制；二是在需求侧，由“重积累、轻消费”转变到释放消费能力和鼓励消费，实行需求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逐步形成由消费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格局，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

自1980年起对轻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的政策 ，这是实行消费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开端。不久，重工业自我循环的格局被初步打破，长期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突然被释放出来，成为工业化的巨大牵引力。80年代初中期出现了纺织工业等的高增长行业，城乡居民“衣食”方面的基本需求推动了这一时期的轻工业快速发展。80年代中后期，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呈现新变化，消费结构向“用”的领域升级，出现了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一致性倾向，又强烈刺激了80年代中期以后家电产业的投资和快速发展。

1984年进行的微观环节放权让利式改革，改进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的方式由计划转向市场。在资源配置新机制下，过去受到传统战略压制的轻纺工业，在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的强刺激下，推动了非国有经济更多地进入到这些领域。因此，重工业比重过高的扭曲结构，主要是通过非国有经济的进入而得以调整的 。

先于城市改革的农村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和农民的活力，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广博的农村土地上兴起了一场农村工业化浪潮，形成了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双重工业化格局，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大创举。1993年乡镇企业就业人口达到1.2亿，超过了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口，其产值达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农村工业化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化与城市化割裂的局面，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交互关系，极大地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使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不再游离于工业化进程之外。

第二阶段(1992-2001年)，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业化表现出中前期的阶段性特征，并告别了短缺经济。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进展，在于着重解决工业化的发展机制问题，经过比较大力度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今后工业化的快速、持续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轻工业在80年代经济了快速增长之后，再次出现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瓶颈制约，1992年之后工业增长明显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而此次重化工业的增长机制与改革开放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情况相比有着根本不同，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是由轻工业的发展带动的，而不是改革开放前重工业的自我服务，这与许多现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演进过程具有相似性，由此判断自1992年起我国进入到工业化的中前期阶段。

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建立基于市场的工业化发展机制。党的十四大(1992年)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此后，在价格、财税、金融、投资体制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有些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价格改革以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实行单一的市场价格以及不断放开竞争性商品价格为重点推进改革；财税改革是建立了以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预算管理体制，以及形成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新型流转税体系；金融改革则建立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的现代金融体制框架。此外，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方面也取得明显进展。在此阶段，初步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框架和现代市场体系。

上世纪末，我们告别了短缺经济，但是当真正结束了中国经济一直被短缺所困扰的局面后，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依靠数量扩张的外延式发展的弊端凸显出来，以往的主导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在制约因素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之后，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因缺少新的消费热点，而使得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实现总量扩张的工业化增长机制出现了阻塞。此问题在1998年之后的2、3年间十分突出，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既然问题出在需求侧，就采取了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相结合的经济政策。一方面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图通过政府投资创造和拉动需求；另一方面在供给侧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改善微观运行机制，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国有经济实行布局的战略调整、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一系列措施，深层次的结构调整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主线。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思路，工业化表现了中后期的阶段性特征。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工业化战略的重大调整，即由“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向“消费导向型”和“创新导向型”相结合的工业化战略转变。

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增长周期，并显现出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特征，由此判断我国的工业化开始进入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内在机理，仍然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导向型的增长机理。只是在两个方面与以往有所不同，一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集中在“住、行”等方面；二是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消费规模，对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的拉动面以及拉动强度要比以往大得多。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国工业化中后期的特点，不仅是重化工业出现加快增长，而且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也获得高速增长，并在工业增加值中居行业首位，从而表明中国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当时情况有所不同，具有信息社会背景下跨越式发展的鲜明特征。

经济增长主要靠工业拉动，而工业增长主要靠重化工业拉动的增长机理，在实现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物质消耗的急剧增加，“十五”期间能源等物质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 GDP的增长速度，资源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作为人口超大、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大国，亟待摆脱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资源环境约束加强条件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思想，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此后，又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工业化战略调整到重视技术创新上来，依靠市场拉动与技术推动两种力量推进中国的工业化，逐步清晰了新时期采取“创新导向型”和“消费导向型”相结合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出现了由抑制消费到消费导向，以及由单纯消费导向到消费导向与创新导向相结合的变化，出现了工业化战略的两次重大调整，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条件下，工业化思路调整的脉络。尽管这些调整并不是预先设计的，与整体改革一样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质，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但事后总结，却可发现清晰的逻辑。

二、工业发展质量的评价——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的快速工业是如何实现的，增长的来源是什么。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试图对工业的增长质量做出定量评价，进而观察中国的工业化是实现了效率增长，还是过于依靠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采用索洛(Solow)的经济增长分解办法。

假设第二产业的生产函数为：

取对数，即为：

和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则反映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需得到相应的产出、资本存量和从业人数及其弹性系数值。产出(即增加值)和劳动的数值均可在统计年鉴中查到，产出按可比价格(1978年不变价)平减。资本存量的计算相对复杂，本文采用永续存盘法计算第二产业资本存量，即

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需得到相应的产出、资本存量和从业人数及其弹性系数值。产出(即增加值)和劳动的数值均可在统计年鉴中查到，产出按可比价格(1978年不变价)平减。资本存量的计算相对复杂，本文采用永续存盘法计算第二产业资本存量，即

其中，工业企业的资产平均折旧率。

经过计算发现，1979-2006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5%，劳动力增长3.8%，资本存量增长9.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7%，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广义技术进步)对第二产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8%、58.0%、32.2%。而1952-1978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9%。显然，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1979年以来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增长来源中最重要的变化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由负贡献转变为近三分之一的正贡献。从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实现了效率增长。

然而，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持续提高的，尤其是近些年反而出现了明显下降(见下图)。

图 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简单的五年平均)

如果按照前文工业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1979-1988年(扣除了1989-1991年的奇异点)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为20.1%、45.7%、34.2%；1991-2001年三者的贡献分别为2.6%、55.7%、37.8%；而2002-2006年三者的贡献分别为8.0%、82.0%、10.0%(年度数据见附表)。第三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明显下降。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和变化做出正确解释并非易事。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增长减去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存量增长之后的残差，而这一残差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为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另一为体制改革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体制转轨中的我国，体制变革的影响很大，却难去定量区分技术进步与体制变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孰大孰小。

笔者从某些侧面定性的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从体制变革的角度，有关研究 发现，在一般的竞争性行业，由于非国有经济成分的进入，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多种所有制成分相互促进、运行效率共同提高的局面，1995-2006年如果这些行业的非国有经济成分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0.15和0.35万元/人(1995年不变价)。虽然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一回事，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工业领域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改善了企业激励机制从而促进企业微观绩效大幅提高，进而在宏观层面表现出了工业增长效率的提高。笔者以为，在改革初期以及90年中后期等体制变革比较剧烈的时期，体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贡献较大，当然，持续的技术进步也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我国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50%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即使与自身相比工业化的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全要素生产率不升反降，甚至近些年出现了负贡献(见附表3)。

造成近些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有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因素，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显著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呈加速趋势；另一方面更有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不明显，投资增长过快的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清楚地说明，我国的工业化并没有解决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甚至近些年偏离了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的正确轨道。在我们赞叹中国工业化取得高速发展奇迹的同时，要下大力量解决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将全要素生产率扭转到持续提高的正确方向上来。

三、面临着经济体制的二次改革

自1978年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笔者称为第一次改革)解决了发展的问题，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先行工业化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也要看到，工业化进程在时间维度上的急剧压缩，再叠加上超大人口、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有限的复杂国情，问题和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尤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紧迫和艰巨，亟待掀起经济体制的第二次改革浪潮，以贯彻工业化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如果说，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发展”的问题，而第二次改革是要解决“科学发展”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工业化，面临着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涨的新发展环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工业化战略由“消费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和“创新导向型”相结合的战略转变，需要创造新的发展环境和体制机制，在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和促进技术进步两个方面下功夫，持续提高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工业化更高效率的发展，实现工业化的“二次”飞跃。

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

1、进一步理顺要素价格，改革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价格决定了创新与模仿、节约与浪费、环保与污染的替代关系，要素价格扭曲使得企业行为、消费方式进而经济发展方式都发生扭曲，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方式。

2、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要从“经济性”管制为主转向“社会性”管制为主；建立以节约、环保、安全为主要内容的新兴市场注入制度，同时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产业退出援助制度。

3、建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导向的财政税收制度。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稳定地方的财政来源(如物业税)，减少地方的投资冲动；逐步向“绿色税收制度”转型，增加能源税、环境税等新税种，改革资源税；注重对需求侧的激励作用，例如对创新、自主品牌、节能、环保产品通过政府购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使用者购买，用市场的办法对厂商形成全面激励。

4、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着力解决政府科技资金分散、低效的问题，集中解决好国民经济主战场急需的重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在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推进“产、学、研、用”的结合，依托重大工程组织创新，不能将“用”割裂开来，加快形成围绕重大技术创新的“产业联盟”。积极构建“产融平台”，在研发、中试、产业化不同阶段均有性质不同的金融工具。制定产业技术政策，形成若干个具有特色的区域创新平台。

5、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加强监管。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全局意义。进一步推进电力、电信改革，启动铁路体制改革。电力适时实行“竞价上网”，改革电价形成机制，开展大用户直购电的改革试点工作，形成多买方、多卖方的市场结构。铁路改革以政企分开、引入新的投资者为主要内容尽快启动。

(作者感谢王金照同志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所做的贡献)

参考文献：

方甲，《产业结构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王梦奎，《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汪海波，《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陕西经济出版社，2006

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附表

附表2 第二产业增长的源泉

附表3  各种要素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