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促进西部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区域文化价值观、增进民族团结、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当前，如何进一步提高西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促进人文社科科研成果的社会化，是全国各省区政府、高校和社会需要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政策助推西部优势学科发展
西部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特有的生态和多元民族土壤的基础上，孕育了一批传统优势学科。然而，由于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历史和现实因素，西部高校整体长期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优势学科发展艰难。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兰州大学的一些人文社科研究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如中亚研究、中俄关系史、中国古代史、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等。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才大量流失和老学者纷纷离休，这种优势慢慢丧失。”兰州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陈文江介绍。
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兰州大学尚且如此，西部其他地方高校学术研究的状况不难想象。不仅投入不足，办学思想保守，人才流失现象突出，在学位授予单位、重点学科、研究生教育和师资力量等方面也与东部差距较大。
为此，中央先后出台了《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教育部在2001年启动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2004年颁布了《2004—2010年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在重点学科、实验室、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经过十年改革，原来各方面基础条件较薄弱的西部高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贵州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大学、西藏大学和石河子大学步入了“211工程”院校行列；西部教育部直属高校从1所增加到13所；在15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西部高校研究机构有16个，分布在12所高校。在学科点设置、科研实力方面，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学科实现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原来很难申请到的国家重大招标课题，通过近十年“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实施，西部高校如今也能申请到。据教育部统计，支援、受援高校合作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达200多项，仅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就已达295项。
“敦煌学和西北少数民族研究是兰州大学现在的人文优势学科，特别是与敦煌研究院合作，敦煌学博士点得以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陈文江介绍道，“西北少数民族研究所在2009年升级为民族学研究院，直接为校内二级单位。此外，区域经济、循环经济、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文化产业、反恐与国家安全等人文社科研究如今在全国也处于领先水平。”
人才流失掣肘发展
师资队伍建设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服务能力、引领科研发展方向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才流失不仅使西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流失了“血液”，也失去了“造血”的机能。
“在保证一定硬件条件的情况下，学校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师资队伍。”新疆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蔡文伯说，“关键性、顶尖级人才的流失，流失的不只是一个人，甚至是一整支研究团队，这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学校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师资队伍的整体提升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现已掣肘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对于这点，西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赵伶俐指出：“这还不是简单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而是涉及事业的持续发展空间。”
围绕“人才培养”这一中心，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百名博士计划”。截至2009年，北京大学已录取石河子大学41名教师为博士研究生。“西部高校教师在内地着名高校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有机会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了解到丰富的学术信息，这相当于拓宽了他们的学术网络，对提高教师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也非常有帮助。”蔡文伯说。
促进人文社科科研成果社会化
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判断，不能仅以发表论文和专着的数量、质量衡量，还需包括科研成果的社会化。相对自然科学科研成果的应用和转化，人文社科研究成果更难以量化和制度化。除通过研究报告影响政府决策、通过发表公共言论影响公共舆论外，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很难通过其他常规途径得到应用。这是东西部高校人文社科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
正如赵伶俐以其亲身经历所说：“我曾经做过教育研究成果推广实验，学校接受了我的教育研究成果，并应用于改革。改革实施一年多后，由于新的理念措施没有新考核体系配套跟进，不能进入现有的政府教委考核评价体系，科研成果的应用不了了之。”
因此，赵伶俐建议，“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方面，政府需做好学校和企业都信赖的第三方中介服务角色，加强高校科研成果应用、推广的政策和制度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