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一年半以来，奥巴马努力摆脱高消耗外交政策。部分原因在于，他需要将更多资金用于解决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希望缓和美俄摩擦符合低消耗政策的逻辑。
标志21世纪头10年进入尾声的危机清晰揭示出新的国际关系规则。
第一，俄美关系呈现出独特的周期性。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六年一个周期的蜜月期(1992-1998年、2001-2007年)和两年一个周期的冷淡期(1998-2000年、2007-2009年)交替出现。目前可能正处于第三个蜜月周期的开始。而且这些周期并不像苏美关系那样以在美国当政的是共和党抑或民主党为转移。
第二，俄罗斯遭受危机打击的程度低于世界最发达国家。或许这是由于俄金融—银行部门相对不发达，增长模式更依赖能源采掘业，而非虚拟经济和银行投机。不管怎样，从国际政治角度讲，危机没有令下述现象消失，即俄罗斯作为比上世纪90年代更强大和稳定的国家重返国际政坛。“相对强大的俄罗斯”现象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在苏联解体后头10年形成的国际关系架构，是建立在“处于弱势和从属地位”的俄罗斯这个概念基础上。相应地，如今需要再次对国际体系作出部分修改。
第三，最近10年，世界逐渐重新形成了冲突转移模式———向亚洲和中东这些过去被认为是国际体系相对外围的地带转移。这一定程度上类似于20世纪下半叶对立的稳定。当时美苏都不愿公开争吵，而倾向于在发展中国家不太危险和无关己身的冲突中间接对抗。得益于此，国际紧张局势和大国恩怨并未越积越深，而是在第三世界得到缓解。如今，超级大国只有一个，但它还是出于不可实现的膨胀野心不断在世界上制造矛盾。
第四，21世纪的亚洲已不是旁观者。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欧洲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相对边缘化，同时国际政治中心转向亚洲，在那里日益崛起的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和印度)掌握了对世界经济新的影响力杠杆。亚洲的供需市场和劳动力资源前所未有地左右着欧美主要国家的经济生活。
第五，在国际安全领域，美国提出全面销毁核武器的想法，这可能意味着它已把发展武器系统的重点转向非核武器，特别是新概念武器。在可见的将来，也就是新式武器还没有研制和投产之前，常规武器的重要性将陡然提高。
第六，席卷全球的危机客观上打击了人民中最脆弱的阶层。在俄罗斯首当其冲的是工人、学生、农民、中小城市居民和劳务移民。现在未必到了“全球革命”的前夕，但全世界潜在的抗议力量无疑在危机浪潮中增强了。这要求各国防患于未然。奥巴马在美国的改革就是这种预警性政策的美国版。
第七，近年来，上世纪90年代中东欧式的民主陷入停滞。同时，“非自由民主”模式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得到确立。试图依靠国家调控来克服危机的想法使得这种政治体制变得更加顺理成章。
第八，危机推动了一体化趋势的多元化。欧盟已不再是全世界惟一的一体化中心。独具一格的一体化中心正在北美、东亚(围绕东盟)和拉美形成。
第九，危机促使一些多年来苦于在世界舞台上不受重视的国家表现出积极性。由于依赖外国资金和害怕金融混乱，这些国家竭尽所能吸引注意力，使得各种形式的外国援助蜂拥而入。同时有人搬出了煽动对俄罗斯历史恐惧的老招数———波罗的海国家的所作所为和萨卡什维利2008年8月的冒险行动就是这样的例子。
第十，全世界面临着气候复杂化的难题。如果说过去20年令生态学家不安的是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那么现在他们已不再考虑变暖，而开始讨论墨西哥湾流变冷和全球气温可能下降的问题。不管气候是变冷还是变暖，都将导致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